客体关系之母—梅兰妮.克莱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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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克莱因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上宣读了第一篇专业论文《一个儿童的发展》，并在同年加入协会。而她在其他小孩子身上的治疗工作也走上正轨，她感兴趣的是，在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神经症核心—俄狄浦斯情结之前，4岁、3岁·更早的孩子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毫不意外的，她发现了幼儿极其原始的焦虑，并以她特有的个人风格，并以平铺直叙、直截了当方式表达出来。这让她的同事们尴尬不已、深受震惊。他们害怕她如此直白的将那些精神病性的婴幼儿经验道出来，会对孩童造成更强烈伤害。

在专业领域渐渐被孤立，克莱因的婚姻生活也越发摇摇欲坠，她的丈夫去瑞典工作，两人开始分居，并在1926年正式离婚。1920年，她遇到了弗洛伊德另一个得意弟子——卡尔.亚伯拉罕，后者邀请她去德国工作。经过一番思索，克莱因接受了这个请求，在次年带着孩子们前往柏林。

可以想象的是，在柏林的生活时异常艰苦的，但她从未陷入早年的无助和抑郁中，这充分显示了分析的有效性。她开始在理论和实践展示自己的才华，尽管一样不受德国的同事注意—因为她的女性身份、相对低的教育水平、缺乏专业的医学背景，准备离婚（在当时是非常不被接受的），还因为她的波兰后裔和犹太身份。她与这些有敌意的人相处也是不快的···只在少数被她重视，让她感到安全的分析师面前，她才能放下某些古怪和令人害怕的特质，呈现出她遭受的深沉痛苦和深刻的创造性思考。她于1924 年开始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不幸的是，由于后者的癌症，分析只持续了十四个月就告终。

亚伯拉罕的早逝是精神分析的重大损失，这位忠诚又富有创造力的临床观察者，在精神分析的材料积淀上，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像父亲和导师一样深深影响了克莱因，在后者一生中，

都怀着对亚伯拉罕最深刻的敬佩、欣赏和感激。

1924年，克莱因结识了爱丽克丝.斯特拉奇（Alix Strachey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成员 弗洛伊德的前病患，她与丈夫詹姆斯.斯特拉奇合作翻译了弗洛伊德全集的英文版）后者的丈夫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了克莱因的作品，引起了欧内斯特.琼斯的重视（Ernest Jones 弗洛伊德最忠诚的弟子、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发起人、曾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弗氏指定的遗产保管者和传记作者。）

1925年，也就是卡尔.亚伯拉罕逝世（他死于12月）那一年，克莱因的学术生涯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她接受琼斯的邀请去伦敦讲学三周。琼斯敏锐的认识到克莱因的研究为精神分析打开了一个新方向，应该予以发扬，所以邀请她去伦敦工作和生活。在此后一年中，克莱因越发感觉和柏林学会和自己志趣不投，遂接受了琼斯的邀请。她和最小的儿子埃里克(Erich)前往伦敦，剩下两个孩子在柏林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

此后直到她因病去世（1960.9.22）的几十年间，她一直定居在英国，从事分析和教学工作。在这里她的理论和实践生涯达到了鼎盛，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也因为她分成两派，追随和反对她的独特风格。这种对立随着世界大战的阴影逐渐笼罩欧洲大陆而逐渐加剧。由希特勒掀起的反犹浪潮席卷德国和奥地利时，许多犹太裔分析家开始迁入英国——在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之后，弗洛伊德本人和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在欧内斯特.琼斯和玛丽.波拿巴公主（Princess Marie  Bonaparte 拿破仑的后裔.希腊和丹麦王妃、弗洛伊德的忠诚弟子、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发起人）的帮助下也来到伦敦，最后定居在汉普森特德梅斯费德花园街20号。

弗洛伊德和安娜的到来加剧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分裂，安娜和克莱因差不多在同时开始正规的儿童分析工作，但她们的方向却大相径庭，我将在以后论述她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克莱因和弗洛伊德本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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