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一位女同性恋案例的心理成因（2）

母亲对女孩的态度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她还是一位较为年轻的女性，明显地不愿放弃自身对吸引力的坚持。所有清楚的是，她并未像女儿的父亲一样，把女儿的迷恋当成是悲剧，她也没有那么怒火中烧。她有时候甚至享受着她女儿关于热情的信心。她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她女儿具有伤害性，众所周知地展现感情所引起的。她自己有几年受到精神官能症困扰，而且很享受来自先生的关怀；她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待她的几个孩子，她对女儿是断然的严厉，对三个儿子却过度宠爱，最小的是在间隔很长时间之后出生的，所以还不满三岁。再去探查关于她性格中更多确定的事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病患谈到母亲时总是语带保留，这是由于只有在稍后才可以理解的动机，而关于病患的父亲，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对为这位女孩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医师而言，有太多理由可以担忧与不安。他需要去处理的不是分析所要求的一种情境，只有在那种分析所要求的情境中，它才能展现出效果。正如众所周知的，分析的理想情境是当某人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却受着他独自无法解决的内在冲突之苦，所以他带着困扰找分析师请求协助。医师于是和病态分割的人格其中的一部分手牵手地工作着，对抗着冲突中的另一部分。任何不同于此的情境，都会或多或少地不利于精神-分析，并且在既存的困难之外增加新的困难。那样的情境就像一位前卫的屋主，根据他自身的品位和需求，命令建筑师为他建造一座别墅；或者像一位虔诚的奉献者，委托一位艺术家在角落画一幅神圣的画，却是颂扬他自己的肖像，这和精神-分析所需要的状况根本不相符合。因此，经常发生的，是一位先生如下地指示医师：“我太太因神经而受苦，因为那样的原因对我不好；请治愈她，我们才能再有快乐的婚姻生活。”更惯常的结果是，这类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医师不能产生先生寻求治疗时所要的结果。一旦太太脱离她精神官能症的禁抑，她便要离开，因为她的精神官能症是婚姻可以维持的唯一前提。或者，父母希望有人治愈他们精神官能症和任性的小孩，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健康的小孩从来不会找他父母的麻烦，只会给他们带来愉悦。医师也许会成功地治愈小孩，但是在那之后，事情绝对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进行，父母现在会比以前更不满意。简言之，是某人自己来分析，或是被人带来，这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是他自己或只是爱他的亲戚（或希望去爱他的人）渴望改变。

现今这个案例更进一步不利的特征，是这女孩无论如何都不是病人的事实（她自己并没有任何受苦，也没有抱怨自己的状况），要执行的任务包含的不是解决一种精神官能症的冲突，而是要转变性特质之性器组织（genitalorganizationofsexuality)的一种变异，使之成为另外一种。这类任务的达成——性倒错（inversion)或同性恋的移除——在我的经验中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地，我发现成功的可能只在特殊有利的情境下，即使如此，本质上，成功是在于对陷于同性恋的人，形成（迄今被关闭的）对异性之通路的可能，由此恢复他全然的双性功能。在那之后，留给他的是：是否选择放弃被社会诅咒的路径，在某些状况下，他已经这么做了。一个人必须记得，正常的性特质太依赖于在客体选择上的一种限制。一般而言，从事转变一种全然发展的同性恋成为一种异性恋，并不比从事相反的状况更有成功的希望，而除了为了好的实际理由外,后者从未发生过。

精神-分析治疗各种形态、伴随着多层面的同性恋，所达到的成功数目事实上并不十分显目。通常同性恋不能放弃提供他愉悦的客体，不能说服他相信如果他改变，他会再次在别的客体上发现他所弃绝的愉悦。如果他还是来接受治疗，则大部分是由于外在动机的压力，例如附在他客体选择上的社会坏处和危险，而这类自我保存本能（instinctofself-preservation)的成分，在与性冲动的挣扎中，证明它们自己太脆弱。于是一个人很快会发现他的秘密计划，也就是说，从他尝试后的显著失败中，他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他已经做了每件可能的事来反抗他的不正常，他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认命了。当他企图被治愈的动机是顾虑到亲爱的父母和亲戚时，状况又有些不同。在这里存在着真正的原欲冲动，可以提供能量反抗同性恋的客体选择；但是它们的力量很少是足够的。只有当同性恋的固着（fixation)尚未变得够强烈，或有可观的异性恋客体选择之原初痕迹和遗迹（rudimentsandvestiges),例如，仍在摆荡或在明确的双性恋组织中，如此，一个人才能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有较佳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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