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为何买不到幸福

你可能没听过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却已经知道这样一个论断：无论是幸运中了彩票的人，还是不幸遭遇事故的人，尽管在短期内他们会感到极其幸福或不幸，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幸福感都会回到原先的水平。

这项结论就出自布里克曼等人于 1978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彩票赢家和事故受害者：幸福是相对的吗？》（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DOI: 10.1037/0022-3514.36.8.917）。

研究者们找来 22 名中了大额彩票的幸运者（中奖金额为 5 万美元到 100 万美元不等）、29 名因事故瘫痪的不幸者和 22 名对照组研究对象，对他们分别进行一对一访谈，询问他们当下的幸福感，以及对事件发生前（对照组以 6 个月前为参照）和未来一两年中幸福感的评估。

尽管用今天的标准看来，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少得可怜，方法上也有缺陷，但它仍然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在学术界，这篇论文如今已经被引用超过 3000 次；对于大众而言，它传递了一个简洁有力的信息：金钱买不到幸福。

研究团队发现，中了彩票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幸福，而事故受害者尽管当下更不幸福，对未来幸福感的预估却和普通人无异。布里克曼等人总结：“在当下、过去和未来的幸福感方面，彩票中奖者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事故受害者和对照组相比，对过去的幸福感评分显著更高，对当下幸福感评分显著更低，但两者对未来幸福感的预估没有显著差异。

要如何解释这些反直觉的结论呢？此前，哈利·赫尔森（Harry Helson）已经提出了适应水平理论（adaptation level theory），指出人们对当下感官刺激强度的判断取决于他们已经习惯的刺激。而布里克曼等人将其推广到幸福感研究中，他们指出，中了彩票的幸运儿幸福感没有大幅提升，有两方面原因：对比和适应。

“赢得一百万美元让新的享受成为可能，却也让旧的享受失去乐趣，”作者们写道。获得大额奖金大幅提升了中奖者的适应水平，这让许多平凡的事件变得乏味起来。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幸福感（mundane happiness）一项，彩票组的平均分为 3.33，事故组为 3.48。对照组为 3.82。也就是说，中了彩票的人反而最不容易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快乐。

总的来说，“如果将所有事物和基于过去的经验形成的基准进行对比，评估其偏离基准的程度，那么最终那些最为积极的事件也会失去影响力，因为它们已经被纳入经验之中，形成了新的基准，人们据此评估未来事件。”

人生赢家的背面

这项重磅研究发表时，第一作者布里克曼仅有 34 岁，是美国西北大学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据同事和朋友描述，他热情洋溢，富有魅力，脑子里不断迸发出新的想法，然后总会在第一时间冲进别人的办公室讨论学术问题。文章发表后不久，他跳槽到密歇根大学，担任社会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RCGD）主任。工作之余，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生活在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农场上。

然而或许就像他自己的研究所论证的，积极事件并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只有亲近的人知道，在人生赢家的外表下，真正的布里克曼长期被抑郁困扰，极其缺乏安全感。并且那段时间，他的事业和婚姻都面临着危机：他升职了，但是不喜欢也不擅长那些行政事务；他申请了一大笔研究经费，却没有通过；他的妻子瞧不起社会心理学，两人之间矛盾不断，在 1981 年夏天分居……

1982 年 5 月 13 日，布里克曼登上安娜堡最高的建筑物 Tower Plaza，从 26 层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短暂的一生中，布里克曼发表了约 50 篇论文和文章，还留下一部书稿。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他还发表了论文《帮助与应对的模型》（Models of Helping and Coping），论证对困境的不同认知如何影响人们的自助或帮助行为。

共同作者维塔·卡鲁里·拉比诺维茨（Vita Carulli Rabinowitz）回忆此事说：“他没能应对，我们也无法帮助。”

困于深渊

受到布里克曼离世的打击，拉比诺维茨放弃了对困境应对的研究。布里克曼生前的学生、彩票论文的共同作者丹·科茨（Dan Coates）则离开学术界，转向行政工作。他说：“触动我的其实是，如果这份事业最终杀死了他，而他已经比我优秀得多，那我会怎么样？”

按照今天的自杀干预理论，布里克曼具备每一项风险因素：男性，独居，刚刚结束一段关系，两次尝试自杀，近期结束心理治疗。布里克曼长期被严重的抑郁困扰。1965 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我未来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快乐。但我仍会一早醒来就感到抑郁。极其抑郁。有时是事出有因，有时是无缘无故。关于越南战争，关于我的工作，或者关于妻子，甚至关于抑郁本身……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忍受它，但我确实知道我永远无法摆脱它。”

也许抗抑郁药物能对布里克曼有所帮助，但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学界刚刚开始理解神经系统的化学本质，抗抑郁药物远未诞生。至于他所研究的幸福科学，也无法根本改善他的处境。

早在 1971 年，布里克曼就与合作者提出了享乐适应，又叫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这个术语指的是人们不断追求更多的东西，却如同在跑步机上奔跑，实质上没有前进。他们总结：“可能不存在一种方式能够无止境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除非从跑步机上下来。”

比幸福更重要的是什么？

既然无限提升幸福感是不可行的，那么人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布里克曼的答案是承诺。

去世 5 年后，布里克曼留下的书稿《承诺、冲突与关怀》（Commitment, Conflict, and Caring）出版了。他论证，承诺是通往满足的终极道路；承诺不总是能带来快乐，有时甚至“与自由或幸福相冲突”，但是我们为某种东西牺牲得越多，就会对其赋予越高的价值。

“幸福涉及对活动或关系热情而毫不迟疑的接纳，尽管这并不是个体可能拥有的最好的，”布里克曼写道。

但他的学生科茨有不一样的理解。在他看来，“菲尔最终会说我们赖以生存的不是幸福。我们赖以生存的其实是不幸福。”实际上，在布里克曼和科茨等人的彩票研究中，当要求被试预测一两年后的幸福感的时候，是事故受害者一组给出了最为乐观的估计。或者说，幸存者。

抑郁有时是有用的。科茨说：“痛苦降低了你的基准，让你愿意接受原本不愿接受的替代选择。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建立新的关系，寻找新的目标和意义……这也是困扰着我的问题，为什么菲尔没有认识到，人们最终可以走出痛苦呢？”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其他的心理学研究中找到答案。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马修·K·诺克（Matthew K. Nock）专注研究自杀问题，他引用一项经典研究指出，那些处在极度痛苦当中的人只能关注当下，因为他们的痛苦占据了太多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暇顾及其他。比如，他们更难回忆起过去不那么糟糕的时光。“为了思考未来，你必须灵活地重新组织过去的记忆，”他说。

这些观点已经被应用到今天的心理咨询实践中。通过更准确的描述、更具体的想象和规划，过去的痛苦才不再是庞大无形的巨兽，未来的目标才能如灯塔穿透迷雾。

我们能从这些研究中学到什么呢？有句流行语说，“知道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这或许是心理学或心理学家们所面临的尴尬，但我们总能试着再努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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