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迷人之处

Jnanadakini 曼荼罗的细节，14 世纪，西藏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

20世纪头几十年，大量的心理学术语被广泛使用。弗洛伊德的“否认”、“置换”、“投射”和“移情”概念最先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阿德勒的“自卑感”和“优越感”（以及伴随前者而来的补偿形式）很快成为了常见的说法；在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1921年）的帮助下，更多受过教育的男性和女性在公共场合开始将自己认定为“外向者”或“内向者”，同时也会审视那些抑制他们的“情结”。

荣格的另一个几乎与心理类型无关的理论，注定会成为一种对大众施展更长、更具诱惑力的心理学咒语。荣格在其论文《心灵的结构》中写道：

“集体无意识（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似乎由神话主题或原始图像组成……事实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视为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投射。“

荣格心中最初的原型本质上是自我的子人格——人格（一个讨人喜欢的面具）与阴影（人格所隐藏的负面品质）并列；阿尼玛是男性的性本质，而女性的这种原型是阿尼姆斯。

在荣格四十年的从业时间里，这种治疗象征意义将扩大到包括曼荼罗（mandalas,人格的特定中心）和不明飞行物（UFO，一种将天堂换成星际空间的幻想）。在荣格的心目中，忽视这些强大的原型象征“剥夺个人的根和引导本能”，让她成为“大众中的粒子”。

“在当今世界面临威胁的形势下，当人们开始看到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时，创造投影的幻想超越了地球组织和权力的领域，进入了天堂，进入了星际空间，人类命运的统治者，众神，曾经在行星上居住过......即使是那些从未想过宗教问题可能会成为他们个人的严重问题的人也开始问自己一些基本问题。”

——CG Jung，《飞碟：天空中所见事物的现代神话》

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发现”始于1910年，当时他刚离开苏黎世的佰格何利滋(burghölzli)精神病医院，在苏黎世湖边的屈斯纳赫特（Küsnacht）开设了私人诊所。催化剂是阿尔布莱特·狄特里希(Albrecht Dieterich) 1910年翻译的密特拉神祝祷文(Mithras Liturgy)中的一段，该文将风描述为从悬挂在太阳上的管子中散发出来。

容格对这一场景片非常熟悉。荣格回忆说，几年前，佰格何利滋医院的一名病人把他带到一边，指出太阳是如何拥有一个阳具来控制风的运动的。由于狄特里希对太阳神话的描述刚刚发表，在荣格看来，这些相应的象征意义并没有现成的解释。病人的幻觉源于“我们心灵中的非个人层面”，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独立于传统，保证每个人都有相似甚至相同的体验”。

这是一个说者兴致高昂，而听者觉得乏味（shaggy-dog）的故事，荣格一生都在重复讲述这个故事，直到1959年BBC的摄像机聚焦于荣格的研究时，他才为之辩护。事实上，荣格从未见过这个病人。

为了研究“我们心灵中的非个人层面”，他在1909年底委托了三名精神病学助理阅读弗里德里希·克鲁泽（Friedrich Creuzer）神秘宗教神话的开创性研究，即《古代民族的象征学与神话学》（1810-1812）。荣格要求他们从Burghölzli患者身上收集材料，这些材料似乎在任何方面都符合其古老的仪式。几个月后，他们向让容格报告了这个让他如此兴奋的太阳幻觉，也就是说，这是集体无意识的篡改证据。

除了所谓的太阳阳具人的传说之外，荣格的第二个版本“重要线索”超越了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相关的“个人愿望、恐惧、希望和野心的利己主义捆绑”。在《回忆、梦想、反思》（1961）一书中，荣格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梦，在梦中他进入一所房子的地窖，发现了散落的骨头、破碎的陶器和两个人类头骨。

正是1909年的这个初始之梦，播下了他最终从精神分析运动中脱变的种子，推动了荣格对考古学和神话的研究。荣格后来认定，集体无意识之核心的神话和原型目录来自其他梦，来自“活跃”的幻想和大量狂热的诺斯替派和炼金术文本插画——他将所有这些描述为“经验”性质。然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本身并不是荣格自己创造的：它属于19世纪末德国的知识界，许多人都会从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著作中熟知这些。巴斯蒂安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家，早在1868年就认识到某些神话和习俗的普遍性，援引它们作为“人类精神统一”的证据。

在20世纪的精神病学和文学中，荣格的神话和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通过文学性的投射重现了这些概念。并且成为了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广受欢迎的比较神话研究《千面英雄》（1949年）的基础。

荣格的无意识神话理论很快成为新时代心灵拓展的主要内容，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宣布“集体无意识的遥远西方（The Far West）基础、象征的植物群落、它的土著原型部落”是仙人球毒碱和LSD致幻剂引领他进入的世界灵魂。其他人也同意赫胥黎的论调。

很显然，人们通过冥想、催眠、闪光灯机器和萨满教仪式，就可能可以和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更加亲密，与旋转的治疗符号联系起来，或者继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的《钢铁约翰》（Iron John）（1990年）之后，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男性身份。

美国民俗学家并没有忘记集体无意识的局限性，许多人很快就声称荣格用“种族神秘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中心主义”掠夺世界神话、宗教和炼金术。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荣格主象征主义也会像精神分析学和山达基一样，成为好莱坞自身故事讲述者的牧师，为陷入困境的演员、被困住的作家和电影制片厂高管寻找的光影世界提供创作的工具和实践。

也许荣格推动了人们与集体无意识的交流，使精神上被围困的人进入“与整个世界的牢不可破的交流”时并没有想很多，但人们可以从星光熠熠的好莱坞拍摄的电影中期待所有的一切。

转自心理学空间

作者：mints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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