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寿命的努力忽视了变老的感受

延长寿命的努力忽视了变老的感受

Efforts to expand the lifespan ignore what it’s like to get old

随着现代医学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生活质量却没有跟上，引发了棘手的伦理困境

每个人都有死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呢?随着生日的临近，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据说，无论老人聚集在哪里，都会有一场“器官演奏会”，讲述身体器官和部位的故障。我也有一个独奏会。

去年，在我88岁的时候，我在旧金山一家医院的病房里醒来，我的心脏主动脉瓣被一个由金属弹簧和一些牛的组织制成的瓣膜所取代(一个“Edwards Sapien 3 Ultra”)。

我很高兴能活着，我的生活显然比我的室友好得多。我的室友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长方形脸，头发也看不见了。他服用了大量镇静剂，似乎死于双重肺炎，他是个很合得来的室友:没有闲聊，没有痛苦的呻吟，没有呼喊护士，没有打鼾，没有看深夜电视游戏节目的重播。

我不知道我的室友怎么了，我两天后就逃走了。回到家里，医生经常提醒我，“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的康复进展顺利。但这并不完全是好消息。我的人工心脏瓣膜——通过降低我死于心脏病的几率——增加了我死于更糟糕疾病(如胰腺炎或脑瘤)的可能性。

生物物理学家计算出，随着医疗保健的最大进步，人类的生物钟必须在120-150岁之间停止。像Calico、Biosplice和Celgene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正在通过争先恐后地尽可能地延长我们的正常寿命来检验这一点。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持续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随着我们寿命的延长而延长。

如果做你最看重的事情的能力变得无法实现，那么生存还有什么价值呢?的确，人有可能活得太久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他们无法获得经济保障，无法维持他们通常的独立水平，无法扩展他们的社会关系，也无法避免慢性疾病。例如，美国约85%的老年人至少有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或阿尔茨海默氏症。因此，许多日常任务，如洗澡，整理床铺，办事，购物，从地板上捡起物品，或行走而不跌倒，都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简而言之，随着我们活得越久，我们的身体也越不舒服。

由身体疾病和相关医疗费用引起的心理抑郁往往会导致更大的下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种持续时间不确定的新疼痛，并加剧现有的持续的疾病。医疗上的妥协虽然不可取，但却是必要的，它逐渐榨干了一个慢性病患者的活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不是生命结束时的突然    事件(除了作为一种合法定义的物理状态)。相反，这是一个长期的功能逐渐衰退的过程。

在我看来，预防死亡并不总是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如果你无法去做和体验你最看重的事情，那么生存还有什么价值呢?的确，人有可能活得太久。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笔下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评论道:

许多人死得太晚，有些人死得太早。尽管如此，“死在正确的时间”这句话听起来还是很奇怪。“……活的太多了，它们挂在树枝上的时间太长了。我希望有一场暴风雨来，把这些腐烂的虫子从树上摇下来!

尼采可能会赞同邪典喜剧电影《哈罗德和莫德》(1971)，这部电影展示了一个及时而凄美的死亡。20岁的哈罗德厌倦了自杀的念头，在一个陌生人的葬礼上遇到了79岁的莫德。打破许多社会禁忌的莫德教哈罗德如何让生活变得有趣。一年后，她平静地安排了自己的死亡。哈罗德是震惊到意识到当下时刻的意识的价值。

公开讨论死亡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对年龄歧视的指控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威胁

不幸的是，大众媒体显然还没有准备好讨论老年人的“腐烂”和“被虫吃掉”。以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 2022年7月号的杂志为例，该杂志为老年女性提供了“10件总能让你看起来很时尚的东西”，比如她们声称可以“让暗淡的牙齿看起来更白”的大红色口红。还有《体育画报》2023年5月的泳装特刊，81岁的女商人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展示了“不老的生活”，并在没有“太多修图”的情况下露出了一点乳沟。也许她是遗传中了大奖——我认识的大多数老人都皮肤松弛，体态不佳。她们在性方面没有吸引力。他们是一个危险的司机在路上，甚至作为行人。他们健忘。它们的维护成本很高。对死亡进行理性和公开的讨论是罕见的，特别是在一个微侵犯或年龄歧视指控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威胁的文化中。

讨论死亡禁忌的一个显著例外是2019年6月《KFF健康新闻》(KFF Health News)的一条新闻，报道了一名86岁的妇女安排与其他9名高年级学生(他们从费城附近的高档退休社区溜出来)秘密校外会议，讨论“理性自杀”。在美国，老年人目前占自杀人数的18%左右。一个不成功的自杀企图会让人的情况更糟。正如费城会议的一位与会者所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都想知道该怎么做。”

目前，医务人员只能面对恐惧死亡文化的有毒弱点。只有止痛药物，作为治疗的副作用，可能加速死亡，是一个普遍接受的终止生命的程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姑息治疗改善了患有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的生活质量。相比之下，在可获得的情况下，合法授权的死亡医疗援助允许医生在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病人的要求下开致命剂量的药物。在我看来，这样的处方至少会给痛苦的患者一个安慰的选择，即使他们最终选择永远不使用这种药物。

在美国，10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目前允许临终医疗援助。相关法律通常规定，患者必须在估计死亡的6个月内成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并能够自行服用药物。这项立法通常还包括十几项保障措施，比如两名医生和两名独立证人肯定病人没有受到胁迫。

除了美国之外，允许临终医疗援助的国家(截至2023年，包括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德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荷兰和新西兰)有不同的医疗法律要求。例如，为了防止“自杀旅游”，加拿大要求患者必须是加拿大居民。瑞士没有这个要求。艾米·布鲁姆(Amy Bloom)在她的《爱》(2022)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她丈夫在瑞士自愿死亡的过程，在那里，病人不需要病危或死亡后6个月内死亡。布鲁姆的丈夫患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氏症，据报道，布鲁姆是按照他的坚持行事的，他“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

我假设我会死，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不断累积的外围决策的致命默认

具体的标准和惯常的医疗实践显然对临终病人使用医疗援助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加拿大，有10064名患者在2021年期间接受了医疗援助。相比之下，在人口约为3,900万的加州，同年只有486名患者在死亡时得到了医疗援助。加州法律要求患者自行服药，并且患者必须在死亡后6个月内服药。加拿大不要求自我管理，如果病人的病情"严重和无法补救"，可以提供医疗援助。尽管如此，加拿大和加州的统计数据显示，几年来，80%以上在临终时使用医疗援助的病人以前一直在接受姑息治疗。平均年龄为76岁，超过60%的人患有癌症。看起来更年轻,健康的人们不经常利用系统。

临终医疗援助和其他与临终护理有关的做法，围绕着涉及宗教信仰和公民权利的神秘和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相信生命是神圣的，因此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应该由神来决定。“生命的神圣性”的学说，通常基于有神论的形而上学，认为杀死自己或他人会破坏上帝赋予的生命的内在价值。相比之下，世俗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有责任“最大化幸福”，因此，当生命受到侮辱和痛苦时，人们有道德义务结束生命。一些道德哲学家认为，就像强迫人们死是错误的一样，强迫人们在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条件下生活也是错误的。

我没有解决这种伦理复杂性的智慧或意愿。然而，我确实希望“死亡的权利”成为公民自由问题，因为边缘化的族裔、妇女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日常生活选择已经扩大。

几个月前，为了溶解一些血块，我的心脏病医生给我开了血液稀释剂华法林——老鼠药的主要成分。我假设我会死，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不断累积的外围决策的致命默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幸运。我身体的尴尬退出方式并没有减少我的感激之情，因为我得到了许多不应该得到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