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代际传递:一个反移情盲点的案例(1)
发布时间:2021-06-11 浏览次数:133次
该分析师是精神分析训练候选人,个案是他当时接手的第一个干预病人。分析师曾是一名儿童幸存者,他5—7岁时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度过的。在开始治疗工作前,他在美国的移民身份出了问题,其精神分析训练面临中断。协会给出忠告,如果他不能保证可以在美国驻留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就既不能开始首个干预工作,也不能继续训练课程。他觉得自己又要被驱逐了—从目前居住、工作的国家流放、流亡,还得不到受训协会的保护。最后,美国的移民法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恰巧缓解了这场危机,他得以接手第一个干预病人。
个案的督导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也是来自欧洲纳粹占领区的难民。他因灵活性、包容性,以及所撰写的有关精神分析新客体关系经验的原创性著作而为人所知、饱受赞誉。据其论述,需要借助新客体关系经验重新审视童年早期受损的客体关系,建立动态的治疗过程。
个案是一位年近30岁的女性,单身,是一个教师。她是家中的老大,有一个比她小5岁的弟弟。她认为弟弟是父母的宠儿,非常嫉妒他。除了工作,她的生活相当空虚。她几乎没什么朋友,更谈不上社交生活。她从未与任何男性建立过关系,也没有谈过恋爱。她的症状是间歇性抑郁、绝望和惊恐发作,也曾因惊恐发作被送到急诊室。
一躺在沙发上,她就开始怀疑分析师,从分析师的节制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她觉得从一进治疗室开始,分析师就鄙视她,试图让她出丑。他是冷漠的、挑剔的。她将分析师比作自己的母亲,在她看来,母亲是疏远的,并且非常严厉。然而,治疗师的移情解释并没能改变什么。她频繁暴怒,大声喊叫,以至于隔壁的同事都幽默地询问分析师对病人做了什么,是不是在严刑拷问她。几年以后,分析师回过头来反思,觉得这个询问可能有重要意义。
从既往史来看,这位病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出生的,她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就应征入伍了,在太平洋战区服役,于1942年消失了,命运未卜。父亲被认定为在作战行动中失踪,病人的母亲认为他已经死了。分析师可以想象一位抑郁、悲伤的母亲,对病人来说这个母亲很可能是不可及的。然而,分析中重建关系的努力也没起作用。
非常有趣的是,在三个月督导中断的空窗期中,分析师在一次研讨会上向同事报告了这个案例,此时病人的情况的确有所改善。研讨会上的每个人都对这位病人幻想中的爱情生活、她的梦,以及她和男性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感到好奇。治疗师觉得向同事们报告这个个案比向督导师报告要轻松得多,也正是在这个空窗期内,病人和一位男性进行了她此生唯一的一次约会。
分析师对几乎中断其训练的协会的许多情感,潜藏在督导设置中,渗透了童年受迫害的体验,抑制了他进一步探索的创造性和分析的自主性。因此,当督导恢复之后,分析情境又恢复原样。由于分析进展不顺,督导建议该候选人让病人不再躺着,而是坐起来面对面讲话。分析师非常害怕如果遵循这个建议,他将失去完成分析训练所必需的学分,同时也害怕自己将被迫终止训练—班里近半的人因进展不符合要求而离开了。分析师感到被驱逐的威胁越来越近,这一威胁已严重影响他对病人的工作,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病人更详细的个人史信息显示,父亲在战争结束时奇迹般地回来了,并且被授予银星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军事荣誉之一。但分析师和督导师对父亲失踪这几年的下落仍然一无所知,也都没有任何疑问—两个人都没觉得意外。分析陷入僵局,病人的愤怒还在一次次地爆发。在4年几乎毫无进展的工作后,分析师告诉病人他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帮助她,或许是时候换一个分析师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9年到1973年间。1973年,在分析因僵局而中断后不久,分析师在赎罪日战争中担任了国防军的精神科医生,驻扎在以色列北部一个接受叙利亚前线伤病者的医疗中心。出乎所有人意料,精神疾病患者的比例高得惊人。后备军人直接从犹太教会堂被召集过来,编入临时团体,派上战场上,阻止叙利亚进攻。很多人突然置身战争,离开曾一起训练、服务、工作的战友所在的常规部队,没有熟悉的社会支持网络,面对巨大的丧失、伤亡,尤其是直接暴露于各种暴力之下,这都导致了心理失调。
分析师观察到,最严重的、治愈可能性最小的受害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事件幸存者的孩子。有这样一个个案,他没有名字,没有家庭,没有记忆,来的时候处于严重的抑郁性木僵状态。分析师在灯光昏暗的帐篷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陪伴他。慢慢探问后,分析师逐渐得知,个案在前线担任无线电操作员时曾看到坦克兵在路上停下来,然后在无线电上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听到了坦克兵最后发出的信息,他们被叙利亚坦克包围,弹药也用完了。这些经历与其多位家庭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中被杀害的记忆画面产生了共鸣,这些家庭成员们的名字会被提起,但是家人很少进一步谈论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是无处不在的—尽管他们不在了,而且一直“被沉默着”。渐渐地,当继续做这种联结后,他从木僵状态中恢复过来,记起了自己的名字,认出了临产的妻子。他们以一名阵亡的坦克指挥官的名字来为其儿子命名。
(文章转自心理学空间,如涉及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