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胡特其人

每一种科学理论都是其创造者的自然生发与延伸，自体心理学也不例外。尽管科胡特强调科学著作作者的人格不应该影响人们对作品本身的评价（1984），但我们认为，领会科胡特的生平以及他如何提出自己的理论能够增进读者（对其理论）的理解。

科胡特的自体理论既是他毕生工作的结晶，也充分表达了其独特的创造力、同理心和勇气。本章的任务就是对他的生平故事提供一个简要但个人的一览，以强调其独特天赋在引导他形成自体理论过程中的节点。

海因茨·科胡特于1913年出生于维也纳，1981年在芝加哥去世，他在芝加哥生活了40多年。除了Charles Strozier（1985）写的简短传记素描《生命的一瞥：海因茨·科胡特》之外，关于他的生平的著述相对较少。他的其他信息可以从《时代》杂志（1980年12月1日）对科胡特的简略的勾画以及Montgomery（1981年）和Goldberg（1982年）撰写的讣告中获得。

作为独子，他早熟的能力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认可。他出生在维也纳，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成年早期。他就读于当地的小学，后来又在柏林健康与运动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的学术成就卓越，并经常参加田径和拳击等运动。他多次提及贝多芬、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贺拉斯等著名人物，源于他对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科学和世界文学等古典教育的深入了解。

科胡特在8~14岁期间接受了一名年轻的大学生的辅导。斯人对于科胡特的智力和情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Goldberg讲述了科胡特和他的导师玩的“复杂而博学的”游戏，即“猜猜我在想什么”和“二十个问题”的版本。游戏的目标是想象一个特定的事件如果没有发生或某个特定历史人物没有存在过，那么，世界历史上会发生什么。例如，如果汉尼拔没有穿越阿尔卑斯山，或凯撒没有被暗杀，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这种严格的心理游戏不仅拓展了他对历史的了解——科胡特以此闻名——而且还发展了他（作为精神分析师能够如此有效地为之服务）的观察技能。这些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练习的技能需要从想象中演绎出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会是什么样子。

他继续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并在那里获得了医学学位。在此期间，他对精神分析思想产生了兴趣，并接受了August Aichorn的分析。在维也纳的这些年里，科胡特从未与弗洛伊德交谈过。然而，他经常回忆说，1938年弗洛伊德逃离纳粹统治的维也纳时，他在火车站见过这位他“敬佩的大师”。对于Strozier来说，科胡特对这段经历的喜爱表明“......连续性和维也纳的连接......[以及]他年轻时对精神分析的一种特殊使命感”（p.6）。

几个月后，科胡特离开了维也纳。他在英国定居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40年移民到美国。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神经病学的专业培训，而且人们马上就觉得他会给该领域带来很大的影响。然而他很快就将兴趣和专业追求从神经病学转移到了精神分析。他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了分析训练，毕业后被任命为教员和培训分析师。对于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荣幸。

他接受了古典精神分析的训练，并接受了哈特曼、克里斯和洛文斯坦等人对美国自我心理学学派的临床和理论。经典精神分析植根于弗洛伊德的两个基本原则：1）移情：分析者无意识的乱伦渴望置换到了分析师身上，这些渴望重新上演了分析者童年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剧情，以及 2）阻抗：阻碍鉴别这些欲望的无意识过程。

科胡特在教学、讲课和写作中成为了这些理论的倡导者，并很快发展、成为了保守的弗洛伊德理论家。他的观点引起了公众对安娜·弗洛伊德、库尔特·艾斯勒和海因茨·哈特曼等精神分析名人的推崇。1964年，他当选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主席。此后，他当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副主席，并且在这个职位上待了9年。这段时期，他的同事亲切的称其为“精神分析先生”。

因此，当科胡特改变了他的临床观点时，着实令人惊讶。那些昨天给了他如此多认可的诸多同事，今天却拒绝了他。科胡特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著作对其之前捍卫的许多精神分析原则提出了质疑。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转身？是什么让他质疑之前未怀疑的事情？是什么让他重新思考长期以来指导他思维和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理论？

F小姐（kohut 1968, 1971）的案例极大的拓宽了科胡特的临床和理论视野，这让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精神观点。简言之，25岁的 F小姐坚持认为科胡特几乎完全同调（attuned）于她所说的话。例如，如果他做了任何超出她在治疗中所说的或学到的东西的干预，她就会变得愤怒。科胡特最初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论，认为她的抗议是防御性的，并隐藏了根本问题。F小姐坚持她的抱怨，说他“没有在听”，他正在“侵蚀她”，他的言论“摧毁了她建立的一切”，他正在“破坏她的分析”。科胡特意识到，只有当他总结或重复她已经说过的话时，她才会变得平静。F小姐对自己抱怨的坚持，以及科胡特意识到的那些让她平静了下来的东西，帮助科胡特悬置了他的理论假设——她当时正在防御；并让科胡特理解了F小姐需要的确认和镜映；不仅如此，他意识到自己的干预不仅没有帮助，而且实际上加重了她的问题。通过与F小姐的合作，科胡特开始形成了镜像发展需求，以及镜像自体客体移情的观点。

正是这些治疗经历促使科胡特在1974年5月16日的一封信（《自体探索》，第2卷）中如此坦率地回应一位科学家同事，公开承认导致他重新考虑自己理论观点的一个因素是：在治疗陷入的僵局或过早终止的案例，让他感到自己“困在其中”。他在信中写道：

如果我试图（向来访）诠释他们与我的关系、他们对我的要求是在重演他们对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旧爱和仇恨，我会觉得我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勉强与被迫，而且，我的病人抱怨我不理解他们......这些是合理的。[第888-889页]

长期感同身受地沉浸在这些病人的内心世界，让他进入了一种新的、以前未被识别的精神构造。他继续说：

正是这些基本的困惑让我开始认为，这些人一点都不关心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即不爱我也不恨我，但他们需要我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需要我充当一套他们在早年没有获得的功能；看上去像是他们的爱和恨，实际上是他们需要我为他们履行一定的心理功能，而当我没有这样做时，又嗔怒组我。[[888-889页]

1966年，科胡特在发表在《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杂志》上的论文《自恋的形式和转变》中概述了他对自恋的想法。这篇论文构成了他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自体的分析》的核心。

随着他的想法在60年代末开始传播，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排斥愈演愈烈。自然，这些拒绝深深地伤害了科胡特，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工作。许多人想给他贴上异见者的标签，并指责他创办了一个新的学派。然而，他仍然坚信，他的自体理论是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尽管他失去了一些宝贵的朋友和支持者，但并非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都转身离他而去。许多聚集在他周围的年轻同事是他的前学生，也是芝加哥研究所候选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弗洛伊德周三晚会的研究小组。他们定期会面，讨论他不断变化的想法。该小组的最初成员包括John Gedo、Arnold Goldberg、Michael Franz Basch、David Marcus、Paul Tolpin、Marian Tolpin、Paul Ornstein、Anna Ornstein和Ernest Wolf。多年来，又有许多人加入其中。该团体的一个宝贵目的是为科胡特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以抵御那些让人分心的公开批评者的攻击，并支持他完成工作。该小组为科胡特带来了热情，并且最终让他的想法在1971年的专著《自体的分析》中达到了顶峰，随后是他1977年的书《自体的重建》。体现了自体心理学理论的《自体心理学：案例手册》（Goldberg 1978）是该团体创作的另一本出版物。

虽然许多精神分析界人士认为他的自体理论是异端的，但许多人尊重他的想法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从全国各地举行的自体心理学年会的高出席率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例如，1980年有1100名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出席了波士顿会议。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科胡特迫切觉得自己需要尽快完成工作，因此他被迫通过限制演讲活动节省精力。在这些情况下，当他选择不接受邀请时，他经常委派他信任的同事去讨论他的想法并回答他的批评者。不幸的是，这却被视为“孤立主义”。其他人还将其解释为科胡特避免面对批评者的表现。

1981年，科胡特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举行的自体心理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场演讲《共情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Empathy》。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在演讲结束时，他宣布了最后的告别。观众被他的话触动，起身表达着深深的赞赏之情。当掌声持续不停的响起时，科胡特轻轻地举起双手，打断了鼓掌，并悄悄地说：“我知道你的感受......我现在想休息。”四天后，他于1981年10月8日星期四去世。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是他的最后一本书，死后于1984年出版。这项工作为共情在分析治疗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扩展了防御和阻抗的概念；此外，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可以追寻的方向，以更充分地了解人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