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青少年 BPD 的多种途径

被诊断为BPD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单一质性的群体。根据DSM标准，具有不同症状特征的青少年可能都符合BPD的诊断标准，就像在成年人中那样。研究工具也反映了这些年轻人的多样性。例如Belsky 等人（2012）使用的BPRC量表反映了成人BPD的三个基本特征（情绪不稳定/失调、冲动性/行为失调、素乱的联结性/人际功能障碍），该量表源自Shedler-Westen青少年评估程序-200 (SWAP-200-A) (Westen et al., 2003)。 BPRC量表的具体条目包括：

“容易嫉妒”

“急于得到新朋友”

“不断换朋友”

“害怕他/她会被拒绝或抛弃”

“觉得别人都在找他/她麻烦”

“行为过于诱惑或性感”

“情绪失控，有极端的愤怒、绝望、兴奋”

“心烦时不能思考，变得不理智”

“不能安抚或安慰自己”

“缺乏稳定的自我形象，变换目标/价值观”

“以夸张的戏剧性方式表达情感”

“易怒、敏感或很快就发火”

“愤怒且充满敌意〞

“有自伤行为"。

不难想象，不同的青少年BPD患者可能有不同的特征模式和不同的发展历史。临床经验也表明，存在异质性的青少年群体，BPD的诊断对他们都是有用和适当的。

那些成功驾驭青春期要求的青少年，尽管他们与父母和同龄人的关系也会起起伏伏，但他们表现出人格的连续性，并传递出一种感觉，即他们是在童年的自我之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重塑自我。即使他们变得更加独立，形成了与父母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他们仍然会保持与父母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此外，即使他们形成了不同于父母的观点和价值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父母的观点和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他们也能保持一定的能力去审视这些差异以及欣赏父母的积极方面，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向父母寻求帮助。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被诊断为BPD的青少年在童年时期都有长期且明显的情感和行为调节困难。那些在青春期临床症状达到BPD诊断标准的个体在童年时期常表现出对他人不适当攻击的人际相关的障碍（如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CD）。

另一组患有BPD的青少年可能有一个一贯僵化的和适应不良的反应模式但没有表现出与ODD或CD相关的情感失调和攻击性问题。在结构化的、非挑战性的或可预测的情况下，可能难以观察到这些适应不良的特质。

它们更有可能出现在变化和应激的时期，例如在初中和高中之间的过渡时期；

在有更高的人际要求的活动中，例如结交新朋友并在关系中建立一定程度的亲密性；

在涉及挑战、竞争、有失败和蒙羞风险的情境中，例如参加考试、团队运动或在学校公开表演；或者

在对自主性有新要求的情境中，例如参加留宿聚会、找工作，或者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工作。

对这些活动和情境的持续适应不良反应可能提示了特征性的防御和应对机制的紊乱，这些潜在的困难在每个发展阶段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当个体面临青春期不可避免的挑战（比如需要分离、需要变得更加独立、在家庭这个安全系统之外建立社交和亲密关系）时，个体可能会明确但不那么张扬地发展出人格障碍。

患有进食障碍或实施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貌似平凡的童年史。最多他们可能在儿童时期有些敏感、依赖、顺从和强迫。尽管如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公平的，即这些青少年就像那些患有ODD和CD的人一样，他们具有长期存在的盘踞于他们人格的困难，但是在需要变得自主、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并做出决定的背景下，同时又要与父母分离并发展新的亲密关系，他们的这些困难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还有一小群青少年没有明显的童年心理问题或人格困难，他们可能会表现出难以与青春期 BPD区分的身份认同危机。当这些年轻人的适应能力被青春期通常伴随的挑战淹没时，他们很难保持身份认同的连续性和一致性。Birkeland等人（2012）的与自尊相关的纵向轨迹研究中包括了可能代表这组青少年的一些个体。在这项研究中，大约7%的青少年的自尊发展被描述为U型轨迹，最初良好的自尊在14~18岁之间显著下降，并在青春期后期达到最低水平，然后在接下来的5年里有所改善。这组青少年可能有预先存在的脆弱性，从而削弱了他们适应青少年时期各种变化和困难的能力，尽管他们的自導水平之后明显提高，但可能导致了某种伤痕，因为他们在30岁时的整体自導水平明显低于那些在青少年时期始终保持高自尊的人。他们呈现的抑郁程度也明显更高。这表明，经历身份认同危机或自尊急剧下降的青少年也可能需要干预，并可能从治疗中获得显著的长远益处。治疗干预需要对是否存在人格障碍保持敏感，而不仅仅是将困难视为抑郁障碍的临床表现。

另一个群体包括那些性虐待的受害者。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刚开始时遭遇的性虐待尤其可能使个体去稳定化。那些人格特征具有复原力的女孩，还有那些尽管经历了父母的忽视、父母物质滥用、父母患精神障碍和父母不成熟但仍然能够继续在学校表现良好并发展友谊的女孩，对她们来说，性虐待可能是最后的打击。尽管许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可能有望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解决，但性虐待可能会千扰青少年女孩形成亲密关系和建立对伴侣信任的能力。

那些进行更多冒险活动的青少年，特别是当涉及毒品、酒精和性的时候，当他们物质成瘾，经历创伤，或者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走上一条他们没有准备好去面对的道路时，他们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和自尊降低的风险也可能更高。另一个尤其可能处于危险中的群体是那些面临着承担文化上不期待的性身份认同的青少年，这种性身份认同使他们可能会被同龄人和家庭疏远。

当高度敏感的青少年面临父母的分开，特别是当这种分开伴随着冲突以及父母搬到遥远的城市而不太可见时，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类似BPD的崩溃和身份认同弥散。这些情况也可能与青少年失去朋友有关，这时青少年还面临着融人新的社交图和适应新的学校环境的挑战。这可能与自杀/自伤行为的发生有关。在父母患精神疾病和混乱的家庭环境中，父母通常以不怡当的躯体攻击来回应应青少年的自我主张和分离要求，这些也会导致敏感或脆弱的青少年的崩溃，从而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弥散。

作者： 莉娜·诺曼丁

来源： 《移情焦点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