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与分裂：迈向概念比较的方法

抑制与分裂：迈向概念比较的方法

R. D. 欣谢尔伍德  
本文的早期版本曾于1999年9月提交给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最终版本于2008年2月3日审定）
Hinshelwood R. D. (2008). Repression and splitting: towards a method of conceptual comparis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9(3), 503–521. https://doi.org/10.1111/j.1745-8315.2008.00055.x

摘要：本文试图对精神分析的两个概念进行比较，这两个概念因“隶属于”不同的精神分析学派，其定义和用法已产生差异。同时，本文还探讨了构建比较精神分析方法的可能性。所研究的两个概念分别是抑制（Repression）与自我分裂（splitting of the ego），文中将分析二者在语义上的异同，并提供相关临床案例材料作为指示性临床证据，以检验这一语义比较的有效性。本文旨在回答如下问题：这两个术语是否只是描述相似临床现象的不同表述？文中提出的一种方法或可解答此问题，该方法也为澄清乃至调和不同竞争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提供了通用路径。

关键词：湮灭（annihilation）、临床证据、比较方法、抑制、语义分析（semantic analysis）、分裂、替代形成（substitute formation）

争议是发展的起点（W. R. 比昂，1970）

引言

本文旨在提高精神分析术语的清晰度与严谨性，尤其聚焦于“抑制”和“分裂”这两个术语的理解与使用。如今精神分析领域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理论流派众多且竞争激烈，但用于比较各理论优势的方法却相对薄弱。大多数理论间的比较或多或少都带有对某一方的明确贬低，争议的展开往往基于对理论优劣的先验评判，而对特定理论的价值或缺陷进行切实探讨的情况却较为少见。正如比昂曾悲观地写道：

“争议是发展得以萌芽的起点，但这种争议必须是真正的交锋，而非观点分歧从未交汇的对立双方徒劳的空谈。”  （比昂，1970，第55页）

本文试图避免这种“空谈”，并尝试对“抑制”与“分裂”这两个术语进行一次小型比较——克莱因学派（Kleinian）与古典（classical）精神分析学派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的差异，恰好体现了两派的分歧。尽管比昂有上述评价，但笔者认为，一百年来精神分析学家们始终在尝试挑战彼此的概念，这种尝试可追溯至弗洛伊德早期与荣格、阿德勒的论战。本文试图将这种探讨差异的传统流程形式化，将研究分为两部分：首先，基于文献，从语义层面公允地评估两个不同学派概念的重叠之处；其次，提供某一临床案例中的关键片段，为这两个概念的比较提供依据。笔者将明确区分这两个阶段，以便对比较研究的每个阶段展开更严谨的讨论。

若研究取得成功，将有利于学派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元心理学理论的连贯性，并最终提升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精准度。此外，这也可能成为减少竞争性对立的一小步——这种对立正抑制着富有创造性的争议。

一、精神分析的比较方法

笔者无意全面综述精神分析领域中概念比较与澄清的方法，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界就已认识到开展优质概念分析与比较的必要性。自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组织周三会议以来，全球各地精神分析学会的所有学术会议中，都存在着非正式的术语完善讨论，这类讨论多基于直觉，且常为即兴发起。在期刊的特定主题专刊中，也出现了一些更具形式化的方法：1994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曾出版一整期专刊，探讨“临床事实”的不同定义；《英国心理治疗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设有一个名为“临床评论”的固定栏目，每期会呈现一段匿名的临床诊疗片段，并附上三位不同精神分析取向学者的评论。彼得·伯斯基（Peter Buirski，1994）也曾采用类似方法，邀请九位分析师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中虚构的精神分析过程。然而，这类探索往往陷入停滞，因为不同观点的提出者通常固守各自学派的立场，难以形成真正深入的比较。

近年来，有学者倡导开展形式化研究，其中以桑德勒夫妇（Sandler & Sandler，1998）和德雷尔（Dreher，2000）的呼声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部分以“汉普斯特德指数”（Hampstead Index）为基础，并进一步拓展，实现了对相关概念的严谨探讨，例如对“投射性认同”的研究（Sandler，1988）。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笔者曾探讨“内在客体”这一特定概念的产生与发展（Hinshelwood，1997），研究聚焦于该概念在历史上（至今仍如此）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学派关系中呈现特定“表现”的原因。研究方法结合了对该术语语义的历史与文本考察，同时参考了能反映群体及组织心理动力学的文献资料，进而阐明为何“内在客体”这一术语对克莱因学派至关重要，而对其他学派则不然。

在许多临床论文中，案例材料通常用于阐释特定概念及其在精神分析场景中的应用。然而，比较研究需分两步构建：1）a）澄清待研究的两个术语的语义；b）基于语义分析，对可能观察到的临床现象做出具体预测；2）分析临床案例材料，以验证或反驳这些预测。这种设计旨在使研究过程更清晰易懂，便于后续评判，同时也为将临床材料作为证据（而非单纯的案例说明）提供了方法支持。

1.1 第一步：语义分析

语义分析的目的是明确“抑制”与“分裂”各自的语义范畴，以及二者的重叠程度。从历史上看，古典精神分析学派在理解心理防御机制时更依赖“抑制”这一术语，而克莱因学派则更常用“分裂”。与“内在客体”类似，这两个术语有时甚至被用作区分不同精神分析学派成员身份的标志。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只是描述相似临床现象的不同表述？若二者实则指向截然不同的现象，那么仅使用其中一个术语的学派，可能会局限自身对研究领域的理解。

1.2 第二步：临床证据

尽管如今通过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检验精神分析观点已成为常态，但本研究仍将聚焦于临床案例材料及患者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体验。临床材料是精神分析领域的传统研究数据，笔者将通过精准设定的问题和精心筛选的临床案例材料，证明这类数据能够回答相关研究问题。笔者认为，临床材料并非单纯的案例说明，而可作为更有力的研究证据。

“何为临床证据”本身是一个重要且仍存争议的问题，本文无法对此展开充分论述（需更详尽的阐释）。就本文研究目的而言，笔者将采用弗洛伊德的标准：临床证据需“与患者的实际情况相符”（Freud，1917，第452页），从而验证解释的真实性。尽管格伦鲍姆（Grunbaum，1984）认为这一标准不足以构成有效证据，但此后多位分析师（尤其是埃德尔森，Edelson，1984）已反驳了这一批评。

本文报告的研究既是对“抑制”与“分裂”的比较分析，同时也为如何更严谨地研究精神分析概念提供了实例。

二、研究第一部分：语义分析

本节将简要呈现文献中关于“抑制”与“分裂”的核心定义。其中，“分裂”的语义分析更为复杂，因为该术语在文献中的用法不一致，存在多种含义。

2.1 抑制 Repression

抑制针对的是“患者希望遗忘，并因此有意将其从意识思维中抑制（repressed）、禁制（inhibited）和压制（suppressed’’）的事物”（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1895，第10页）。弗洛伊德在1915年关于抑制的论文中指出：“抑制的本质仅仅在于将某事物拒之门外，并使其远离意识”（Freud，1915a，第147页）。通过抑制，心理内容被划分为“可进入意识”与“不可进入意识”两类，而抑制过程本身是无意识的。那些无法进入意识的内容，可通过弗洛伊德在解读梦境含义时发现的“伪装”过程被间接感知：“脱逃的贯注（投注）粘附于一个替代观念之上（The cathexis that has taken flight attaches itself to a substitute idea）”（Freud，1915b，第182页）。形成的替代表征使得梦境与症状符号能够进入意识，并置换课（displace）驱力（drivers）的满足。替代观念（substitute idea）是抑制的核心特征——某一观念被隔离在意识之外，而一个看似无关、令人困惑的替代观念则代表了被抑制的观念，同时又掩盖了其真实所指。抑制过程由审查机制（action of a censor 后来弗洛伊德在1923年将其重新阐释为“超我”）触发，而“审查机制”的产生源于社会遵从的需求（Freud，1905），这种需求会引发羞耻感、厌恶感或内疚感。

克莱因认可弗洛伊德关于“替代”是抑制基础的观点，并进一步将其拓展为升华与符号形成的基础（Klein，1930）。她极少专门论述“抑制”，但认为抑制的动机并非源于与外部衍生力量（如内化于超我的力量）的冲突，而是因为人格需要管理本能的冲突时而升起的内部冲突。

抑制被视为防御机制的核心，有时甚至与“防御”一词同义（安娜·弗洛伊德，1936）。此外，抑制也是癔症中特有的防御机制。在某些理论观点中，所有心理障碍都以抑制为核心，其他防御机制围绕抑制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抑制就是构建和维持无意识的过程。事实上，若先天生物本能属于“原始抑制”的范畴，那么抑制几乎与无意识本身同义。

早在研究初期，弗洛伊德认为抑制与将无意识创造为一个单独的区域或“心理系统”有关。这一观点的早期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联想主义心理学（associationist psychology）——当时学界对多重人格与阈下人格的研究兴趣浓厚（参见Janet，1892；Myers，1904）。19世纪80年代，正统精神病学观点认为，解离（dissociation）是一种由大脑退化引起的被动性心理障碍，患者的思维会在病态心理（ill mind）中自行分离。1886年弗洛伊德赴巴黎师从沙可（Charcot）时，沙可也持这一观点。显然，弗洛伊德的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布洛伊尔的影响下，二人提出，心理内部存在一种更具主动性的分离过程，他们称之为“抑制”，正是这一过程造就了意识与无意识这两个相互关联且协调运作的系统（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1895）。

后来，弗洛伊德在描述“自我分裂”时再次提及“分裂心理系统（separate psychic systems）”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分裂是形成“自我理想”（Freud，1921）与“超我”（Freud，1923）的途径，并将这种分离称为“自我中的等级（grade in the ego）”，且认为其具有良性、非病理性的含义。这种“等级”意味着被分离的自我两部分之间仍存在持续联系。类似地，在治疗联盟中发挥作用的“观察性自我”这一概念，也暗示着被分离的自我部分之间仍有互动。本文暂不探讨这类“自我不同功能间仍保持关联”的现象，因为此类情况更接近于“自我结构完整、同时容纳冲突双方”的单纯冲突状态。

2.2 分裂与恋物癖（弗洛伊德式分裂）Splitting and fetishism (Freudian splitting)

尽管弗洛伊德最初是基于当时主流心理学提出“抑制”概念，但在后期研究中，他开始探讨一种特殊的“自我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更接近19世纪80年代的“解离”概念。他的相关思考主要围绕恋物癖展开：

“在心理器官明确分化为（sharp cleavage into）自我与本我、且超我形成之前，心理机器使用了与达到这些组织阶段后不同的防御方法。”  
（Freud，1927，第164页）

1938年（弗洛伊德，1940），他再次表达了这一令人困惑的观点：

“我终于意识到一个事实：对于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接触的患者，其自我在数十年前…… 必定曾在某些特定的压力情境下，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行为。”  
（Freud，1940，第275页）

这篇论文是弗洛伊德晚年（逝世前）的作品，内容较为零散。目前尚不清楚他为何重申这一观点，但有可能是为了回应并支持自我心理学的发展——当时安娜·弗洛伊德与哈特曼（Hartmann）等人正积极推动自我心理学研究，聚焦于自我功能的组织机制。无论原因如何，弗洛伊德曾长期思考“恋物癖患者的自我是否采用两种不同防御方式”这一问题。他认为，其中一种防御方式是抑制，而另一种则是早期的防御机制——拒认（disavowal）。抑制通过移除心理表征（即内部现实层面）的意识觉知发挥作用，而拒认则通过拒绝承认痛苦现实本身的某些方面，来避免相关意识觉知。当个体与现实脱节时，针对外部现实的否认（denial³）便与精神病性症状相关（Freud，1924；另见“施雷伯案例”，Freud，1911）。抑制与拒认这两种机制并存，使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形成截然不同的认知，且这两种认知互不影响。

³ 关于“denial”与“disavowal”的含义存在争议。遵循拉普兰奇与蓬塔利斯（Laplanche & Pontalis，1973）对这两个术语的出色综述，本文将“disavowal”视为在所有必要层面与“denial”同义的概念。

恋物癖中的拒认，其目的是避免承认“女性无阴茎”这一事实——因为这会引发阉割焦虑（个体担心自己真的会被阉割）。然而，随着个体成熟，其终究会认可现实，此时抑制机制启动，对“阉割”的认知被纳入无意识。但对于恋物癖患者而言，即使其无意识中已接受“女性无阴茎”的事实，也不会放弃拒认机制。由于自我“功能薄弱”、缺乏正常整合能力，这两种防御机制得以并存。这种分裂的存在，使得个体一方面能维持对正常现实的觉知，另一方面又能在自我的另一部分中极力拒认现实。这表明，个体首先会拒认“女性无阴茎”这一现实；随后，自我发生分裂，以便在不放弃拒认的前提下，发展出更成熟的抑制机制。

因此，恋物癖患者的自我存在深刻分裂，同时运用抑制与拒认两种机制。“自我分裂”是维持这两种不同防御机制（抑制与拒认）的次级策略——分裂后的自我两部分分别运作不同的防御机制，要么拒绝某一内部现实，要么拒绝某一外部现实。弗洛伊德式分裂本质上是三种防御机制（抑制、拒认与分裂）的复杂组合。

科胡特（Kohut，1971）的理论清晰区分了这两个术语：他将抑制描述为“水平分裂”，沿用弗洛伊德最初的拓扑模型，将意识置于心理的“上层”，无意识置于“下层”；而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恋物癖患者的自我分裂称为“垂直分裂”——分裂后的自我各部分自身又存在“水平方向”的分裂。

卡坦（Katan，1954）运用“自我分裂”的概念解释精神分裂症。与恋物癖类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同防御机制互不影响，这表明其自我确实存在分裂：自我的一部分承认俄狄浦斯情境，并挣扎于这些冲突；另一部分则完全拒认俄狄浦斯父母及俄狄浦斯冲突的存在。在卡坦看来，这种分裂体现为自我的一部分处于生殖期水平（表现为神经症性），另一部分则处于前生殖期水平（表现为精神病性）。

2.3 早期防御机制（克莱因式分裂）Early defences (Kleinian splitting)

20世纪20至30年代，克莱因观察到“客体分裂为好客体与坏客体”的现象，但她并未区分“客体分裂”与“抑制”。在她看来，抑制是“将好的事物与坏的事物分隔开”的过程，而这种客体分裂正是无意识与意识分离的根源。

后来，当弗洛伊德开始探讨早期防御机制时，克莱因认为这印证了她在儿童工作中观察到的“早期心理功能”，但她的观点实则基于截然不同的临床观察。1930年，克莱因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精神病的论文，案例对象是一个名叫迪克（Dick）的小男孩。她指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早期防御机制与施虐冲动密切相关：

“自我建立的最早防御机制……与施虐冲动的强度相符，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且与后期的抑制机制存在本质区别。”  
（Klein，1930，第232页）

此外，与亚伯拉罕（Abraham）的观点一致，克莱因认为这些攻击性防御机制专门针对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施虐成分，而非力比多成分。她描述了儿童为应对极端攻击性冲动所做的努力，但同时也将这种防御机制描述为“替代物形成”——而这正是弗洛伊德对抑制的核心定义。

然而，迪克的“替代物形成”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对原始客体（父母）产生了极端攻击性，他选择回避这些客体；但很快，这种攻击性又出现在他与替代客体的关系中，迫使他再次回避，并导致新的替代关系也迅速被攻击性“浸染”。最终，他完全放弃了替代形成，进而（按克莱因的术语）放弃了符号/象征化（symbolization）能力。

克莱因在引文中暗示这种防御机制具有“强烈攻击性”，但“通过回避转向替代客体”的行为本身并不足以体现这一特征。她对弗洛伊德观点的提及出现在论文的结尾部分，这似乎更像是对论文核心观点的补充说明，也可能预示了她后续的研究方向——即试图找到早期、具有攻击性的抑制形式。事实上，几年后的1934年，她在一些未发表的笔记中确实展开了这方面的探索。

克莱因关于精神病的论述表明，她并未意识到弗洛伊德关于恋物癖自我结构论文的重要性。但她并非完全脱离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我们现在已知，直到1934年（未发表笔记中），克莱因仍在努力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理解“抑制”，并试图界定一种以攻击性为特征的独特早期抑制形式。这些笔记近期已被出版（参见Hinshelwood，2006），从中可看出克莱因试图探索“从早期抑制到后期抑制”的发展维度。在“后期”（更成熟）的抑制形式中，自我通过分离心理内容，保护“好的想法”免受“坏的想法”的侵扰。有趣的是，这一观点反映了患者视角下的抑制——即通过分离内心想法来构建无意识。

克莱因将这种“后期”（更成熟）的抑制形式，与更早期、更具攻击性的抑制形式进行对比。在早期形式中，自我会将那些被感知为有害的心理内容“杀死”或“使其沉睡”（即湮灭），或将其驱逐出心理内部。早在1946年克莱因正式将“湮灭”与“驱逐”作为“分裂机制”发表的十多年前，她就已对这种“内部破坏性（湮灭）”与“驱逐”现象产生兴趣，但由于个人事务（儿子去世）的影响，她暂时搁置了这一研究，转而撰写关于“抑郁位态”的论文，并于1934年8月在卢塞恩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大会上宣读。

有必要回顾克莱因关于焦虑本质的独特观点，以及她对“防御机制功能”的理解——二者的差异虽不显著，但意义重大。弗洛伊德（1926）认为，防御机制的作用是对抗本能冲动，而“信号焦虑”则提示个体需要启动防御机制以规避危险；克莱因则认为，防御机制的作用是直接对抗焦虑本身。诚然，危险的本能冲动会引发焦虑，但这种焦虑的产生，源于本能冲动可能“淹没爱的冲动”，而非因其违背了社会规范或超我准则。本文旨在梳理两种防御机制的差异，因此暂不深入探讨这些焦虑观与防御目的差异的深层影响，但需指出：不同学派对防御机制目的的界定，与其对术语的概念定义及临床使用密切相关——克莱因对“抑制”的阐释显然受到其焦虑观的影响。

2.4 湮灭

在1946年的论文中，克莱因列举了她在1934年发现的“湮灭”现象案例。湮灭是典型的分裂机制，表现为自我的某些部分仿佛“消失”了。其中一个临床案例是一位男性患者，他曾表达出强烈的挫败感、嫉妒感与委屈感：

“当我解释……这些感受指向分析师，且他（患者）想要摧毁我（分析师）时，他的情绪突然发生转变。他的语调变得平淡，说话缓慢且毫无表情，并表示自己感到‘疏离’。”  

（Klein，1946，第19页）

在临床会谈的细致观察中，患者的反应极具戏剧性：他的某些心理部分完全消失了，“他补充说我的解释似乎是正确的，但这并不重要”（同上）。最终，他陷入一种疏离的冷漠状态，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克莱因强调：

“患者将自我中那些被感知为危险、且对分析师怀有敌意的部分分裂出去。他将破坏性冲动从客体（分析师）转向自我，导致自我的某些部分暂时‘不复存在’。在无意识幻想中，这相当于其人格的某一部分被湮灭……从而使焦虑处于潜伏状态。”  

（Klein，1946，第19页，原文斜体）

患者确实失去了自我的一部分——即他的挫败感、嫉妒感与委屈感，甚至失去了对自身处境的关注与兴趣。这些感受不再以任何形式被表征，完全没有出现抑制机制中常见的“替代观念”。取代“高能量投注的替代观念”的，是患者感受到的“缺失”——一种对自身想法的认知缺失。这正是克莱因式的自我分裂，从临床观察的经验层面来看，它与抑制存在明确区别。克莱因对“抑制”的理解，聚焦于自我中“好”与“坏”的部分，以及个体对这些部分的调节努力；而在“分裂”中，自我的某一部分会直接“消失”：“对人格某一部分的强烈分裂与摧毁”（Klein，1946，第20页）。

克莱因指出，与分裂伴随的还有“排泄性投射机制”——这种机制确保被摧毁的自我部分被完全驱逐至自我外部，并被感知为他人身份的一部分（即投射性认同）。

到1946年，克莱因已将分裂视为抑制的“替代选项”，而非仅仅是抑制的一种变体：“在这一早期阶段，分裂、否认与全能感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抑制在自我发展后期阶段的作用”（Klein，1946，第7页）。在恋物癖案例中，抑制曾是核心防御机制，分裂为抑制提供支持，以便将“非现实感”局限或包裹起来；但在克莱因的案例中，抑制完全未发挥作用。在她所描述的分裂范式中，自我通过“早期防御机制”（分裂与投射）来处理“坏的自我部分”。这种主动分裂自我的过程，正是导致自我功能薄弱的原因；而在恋物癖等弗洛伊德式分裂案例中，自我分裂是“自我本就薄弱、无法维持整合”的结果。

大约在同一时期，费尔贝恩（Fairbairn，1941，1944）及其他学者（Fenichel，1938；Glover，1930，1938；Winnicott，1945）也开始从“自我整合、解体或未整合程度”的角度，探讨自我的最早期发展阶段。

2.5 反对将“自我分裂”视为防御机制的观点

从古典精神分析学派的视角出发，普吕瑟（Pruyser，1975）曾明确指出，“分裂”一词含义模糊且用法不一致，应从精神分析术语库中剔除。他注意到，当自我呈现不同状态（伴随不同情绪、在不同时间甚至同一时间体验不同关系）时，人们就会使用“分裂”这一术语，但这些状态并不等同于“自我分裂”，而仅仅是“自我冲突”。在最不严谨的使用中，“分裂”不仅被用来指代（a）弗洛伊德式分裂、（b）克莱因式湮灭、（c）抑制，还被用来描述（d）普通（甚至正常）的冲突。这种混乱的用法使得普吕瑟的批评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前文的分析表明，通过明确界定，“分裂”与“抑制”完全可以避免语义模糊，保持术语的有效性。

多帕特（Dorpat，1979）支持普吕瑟的观点，他认为分裂与否认并无区别，只是一个描述性术语。但他似乎未能理解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恋物癖患者的分裂自我”的真正含义。

2.6 语义分析的结论

综上，“抑制”与“分裂”的语义范畴存在明确区别。克莱因所定义的“分裂”（自我某一部分消失），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两种防御机制同时运作但互不关联”的分裂，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对克莱因而言，分裂是抑制的原始替代形式；对弗洛伊德而言，分裂则是抑制的辅助机制。明确区分这两种分裂形式至关重要——若忽视这种区分，“分裂”一词的使用将更加混乱。但这也导致我们实际上需要面对三种机制：抑制、具有连贯性的弗洛伊德式分裂，以及湮灭。

对于“‘抑制’与‘分裂’是否只是描述相似临床现象的不同术语”这一核心问题，笔者从两方面给出答案：

1. 从克莱因学派视角看，“分裂”具有特定含义：  

  a) 作为早期防御机制，涉及自我某一部分的湮灭；  

  b) 出现时间早于抑制；  

  c) 抑制的作用是阻止不同或对立的想法与感受相互接触；  

2. 从古典精神分析学派视角看：  

  a) 抑制在所有防御组织中起核心作用，但其可能存在前体（否认）；  

  b) 分裂是次级、后续的防御机制（如恋物癖或精神病案例中），为部分心理发展提供可能。  

这些语义层面的明确区分，使我们能够对两种机制做出具体界定，并将其作为可通过临床证据验证（或证伪）的预测：

2.7 抑制与分裂的核心差异

- 抑制产生“伪装的（替代）表征”；分裂则导致“缺失”及“缺失感”。  

- 抑制仅对心理内容的意识属性进行划分，消除意识层面的冲突；分裂则对自我的结构与功能产生显著影响，导致自我缺陷。  

- 按克莱因的观点，分裂是对抗攻击性的防御机制；而抑制是对抗性冲突的防御机制。  

- 分裂是不成熟自我的防御机制；抑制则是成熟自我的防御机制。  

2.8 弗洛伊德式分裂与克莱因式分裂的差异

- 弗洛伊德式分裂导致自我分为两个连贯的部分；克莱因式分裂则是一种具有碎片化与湮灭性的过程。  

- 克莱因明确指出，分裂是一种主动、具有破坏性的过程，会损伤自我，其根源是原始死亡本能对自我的攻击；而作为抑制辅助机制的弗洛伊德式分裂（如恋物癖案例中），则是自我因薄弱而产生的被动解体过程。  

在此需明确：在进入第二步（临床分析）前，需先对上述语义分析的准确性及不同观点间的分歧展开讨论。

上述观点实则构成了一系列预测，据此我们可针对临床材料提出五个具体检验问题：

1. 允许“伪装表征”的防御机制，与不允许“任何表征”的防御机制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2. 与抑制对自我的“结构化作用”相比，分裂是否会导致可识别的自我缺陷？  

3. 分裂导致的是自我的“连贯部分”，还是自我的“碎片化/湮灭元素”？  

4. 运用分裂的自我，其成熟度是否低于运用抑制的自我？  

5. 分裂是一种“主动破坏性过程”，还是源于自我薄弱的“被动过程”？  

在完成语义分析后，笔者将转向“临床指示法”，通过临床证据检验上述结论。

三、第二部分：临床分析——经验性数据

在临床论文中，案例材料常被用作“概念阐释工具”以支持理论观点。但本文将赋予临床材料一项不同且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结合上述具体理论问题解读临床材料，以证明临床材料能够决定性地回答这些问题，而非仅仅作为案例说明。

下文将报告一例“每周五次躺椅分析”的会谈片段，该片段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经验性依据。核心证据在于：在同一会谈中，患者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分别表现出了“抑制”与“分裂”两种防御机制。如前文所述，笔者将以“患者对解释的反应”作为检验标准，判断其是否符合弗洛伊德提出的“与患者实际情况相符”（Freud，1917，第452页）的要求。

四、案例材料

患者为40多岁女性，已接受分析约两年。她无严重精神障碍，能较好地应对一份压力较大的工作——负责管理为弱势群体提供住宿的机构。患者年轻时，一位与其关系密切的男性因慢性疾病去世，此后她经历了一段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心理困扰期。开始分析时，她的心理状态已稳定许多，但仍存在一些持续性问题：长期情绪低落、与母亲关系紧张，以及某些特定的孤立恐惧症。

本会谈的前一次会谈结束时，患者曾因笔者的一个解释（笔者认为她在分析中表现出的长期痛苦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形成的）而对笔者产生不满。

本次会谈开始时，患者表示，前一天离开诊所后，她目睹了一场冲突：一名女性与一名男性激烈争吵，女性推着婴儿车，车里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她描述自己当时作为“旁观者”，在街头目睹了这场争吵，且因不知该如何应对而感到困扰——争吵双方似乎即将发生肢体冲突。

笔者回忆起前一次会谈结束时患者曾对自己表示不满，因此解释道：“你之所以想和我谈论在诊所外街头发生的这场敌意争吵，是因为这是你处理对我敌意感受的一种方式——在上次会谈结束时，你带着这种敌意离开了诊所。”患者此次会谈中对笔者的态度相当友好，这表明她对笔者的痛苦感受与敌意反应已从意识中消失（且可能消失得很快）；事实上，她在回忆上次会谈结束时的负面反应时，也确实表现出困难。她犹豫地说：“嗯，你是指……那种痛苦感吗？”随后便陷入了沉默的思考。

至此，患者仍在“表征”一种敌意关系——她将这种关系置于“街头”（距离不远，但明确与自身分离）。这似乎是对“上次会谈后带离诊所的对笔者的敌意感受”的“替代表征”，而她当前的意识已与这种敌意感受脱节。笔者认为这一解释合理且有帮助，既认可了她前一天的困扰，也认可了她此次会谈中的状态。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患者此时正运用“抑制”机制（对笔者的敌意未进入意识），并通过“替代观念”（陌生男女的争吵）来实现抑制。

笔者认为，患者努力回忆敌意感受时表现出的“思考状态”，构成了一种“对解释的反应”——这种反应足够明显，对患者具有重要意义，且与解释所描述的情境“相符”。简言之，她的思考状态谨慎地表明，她获得了某种真实（尽管痛苦）的领悟。

随后，笔者进一步解释：“我认为你此刻正努力回忆上次会谈结束时的情景，但这对你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你不敢冒险让对我的敌意感受再次出现在今天的会谈中。”

听到这一解释后，患者沉默且静止了约一分钟，随后用手扶住额头，表现出困惑的样子。她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说：“那是个雷区。”这表明她承认自己正处于困境中，但也似乎觉得笔者在“逼迫”她回忆敌意感受。笔者不确定她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她继续沉默，未进一步解释。因此笔者追问：“你觉得什么是‘雷区’？”又沉默了几分钟后，她低声说：“我已经把它切碎了，所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它已经被扔进碎纸机了。”

此时，患者的心理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处于思考状态。她不再在心理中“表征”痛苦内容并努力理解，而是陷入了混乱。她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混乱，觉得自己的思维“被切碎”了。她意识到某些内容变得无法理解，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她既无法理解自己的想法，也无法理解笔者的话，只能意识到“自己无法理解”，并知道“有什么东西消失了”。

笔者选择这一案例片段，是因为它与前文引用的克莱因案例高度相似——在克莱因的案例中，男性患者在听到关于“对分析师的负面感受”的解释后，陷入了思维空白，失去了挫败感、嫉妒感与委屈感。本案例中的患者起初通过“偶然目睹的争吵场景”来替代对笔者的负面感受，随后却“湮灭”了这些感受，同时也失去了自我中“识别自身心理、内部世界及想法”的部分。此时，消失的内容不再有“替代观念”来表征，仅留下一种“缺失感”。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表征”形式：起初，患者通过替代物表征“坏的”内容；而在随后的时刻，她仅能表征“一种使自身思维完全失效的过程”。

需说明的是，当时这一情况令笔者感到震惊，仿佛眼前发生了一场具有破坏性的爆炸或“地雷引爆”。由于笔者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帮助患者梳理思维”而非“摧毁其思维”，因此曾怀疑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事后反思，笔者意识到可能是自己“过度逼迫”患者承认负面感受，而她当时尚无法承受。但随后笔者又想到，自己的焦虑或许源于一种“投射情境”——这种情境加剧了笔者的担忧与震惊。笔者在此仅简要概述：究竟是什么东西消失了？笔者的理解是，首先，她对笔者的敌意感受消失了；其次，她“理解自身体验”的自我功能也消失了。此时，自我的某些部分仿佛不复存在，甚至未以“替代形式”保留。

人们可能会问：“消失的部分去了哪里？”当时，笔者内心充满了责任感与担忧，认为需要为所发生的情况承担责任，并希望弥补因自己的话可能造成的任何问题。当患者说自己“切碎”了意识时，语气非常平淡，没有敌意，也没有震惊——这种异常的平淡反而“刺激”了笔者，使笔者的震惊感进一步加剧。在那一刻，笔者开始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其中包含烦躁、责任感与震惊，而这些似乎正是患者心理状态中“缺失的元素”。若认真思考“消失的部分去了哪里”这一问题，答案似乎是：“它们进入了另一个人的心理”——从患者的心理直接转移到了笔者的心理中。换言之，导致患者心理“枯竭”的分裂机制，得到了“投射”（及分析师相应的内摄）机制的支持。对这一“投射元素”的后续反思，促使笔者做出了另一个解释，而这一解释也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

笔者解释道：“不知为何，你认为那种敌意已经进入了我（的心理），因此你害怕我的愤怒与逼迫，也害怕我意识到这一切。”听到这一解释后，患者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之前的平淡感消失了。她看起来快要哭了，但几分钟内仍未说话。随后，她情绪激动地告诉笔者，街头争吵的那对夫妇身边有一个婴儿——当她路过时，那个婴儿用“恐惧的眼神”看着她，仿佛在寻求安慰，而她当时“想伸出手把婴儿抱起来”。

因此，在笔者做出解释后，患者的心理再次开始运用“街头场景”这一素材——思维不再“破碎”或“空白”。这再次构成了一种“对解释的反应”，表明解释中的某些内容触动了她。

此时患者心理中正在处理的是什么？场景的核心是“陷入困境的婴儿向看似能提供安慰的人求助”。敌意感受虽仍在背景中存在，但“主动提供帮助”的想法已成为主导。这一场景似乎再次成为一种“替代观念”，此次掩盖的潜在内容是“被抑制的求助需求”。需承认的是，在会谈当时，笔者并未以这种精确的方式解释患者思维的“恢复过程”，因此无法报告患者是否对此类解释有确认性（或否定性）反应。我们或许可以说，之前存在于笔者心理中的“担忧与负责任的愿望”，已重新回到患者的心理中，并能够通过“替代”形式表征——但这种“相关投射性认同”并非本研究的核心关注点。

笔者认为这一案例材料具有启发意义，它展示了患者（同一患者）在会谈中从“替代表征”转向“思维空白”的过程。这一防御机制的转变，似乎是由于笔者“逼迫”她面对“双方关系中的攻击性”而引发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情况符合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在特定压力情境下启动特殊防御机制”（Freud，1940，第275页，前文引用）。而当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后，又重新回到了“替代表征”的防御方式。换言之，在同一会谈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防御机制先后交替出现。

有人可能会提出，患者“感觉思维被切碎”的第二个阶段，也应像第一个阶段那样被解释为“替代观念”——即认为这是“显性内容”，其“隐性内容”需逐步揭示。但这种解读存在问题：首先，对“前一次会谈冲突”（隐性内容）的解释，与对“自我功能问题（思维被切碎）”的解释可能并不相同——在后者中，隐性内容与显性内容均已消失；其次，若预先假设“所有内容都被抑制并成为隐性内容”，则会回避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第三，尽管“假设分裂存在”的解释同样可能排除不确定性，但关键证据在于“患者对第二个解释的戏剧性反应”——这一反应表明，将“自我功能缺失”与“内容抑制”区分开来的解释是有效的。

五、结果

若上述案例材料可作为有效证据，笔者将回到前文提出的五个检验问题。

5.1 表征与缺失

第一个问题：允许“伪装表征”的防御机制，与不允许“任何表征”的防御机制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这或许是最重要的研究结果。核心问题“‘抑制’与‘分裂’是否只是描述相似临床现象的不同术语”，通过语义分析我们预测“二者是真正不同的防御机制”。临床材料证实，患者确实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回避与对笔者的负面感受的直接对抗。这一结果通过“临床材料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及“患者对不同过程解释的明确反应”得到了验证。

因此，“抑制”与“分裂”占据不同的语义范畴。“使用替代物的防御机制”与“使用湮灭的防御机制”之间存在明确区别，不能将所有防御机制都归为“抑制”或“分裂”，而应（且能够）对二者进行合理区分。

5.2 自我缺陷

第二个问题：与抑制对自我的“结构化作用”相比，分裂是否会导致可识别的自我缺陷？

语义分析预测“分裂会导致自我缺陷”。临床研究阶段证实，这种缺陷是可观察的——患者失去了“关注事物的能力”、“自身感受”以及“对自身处境的担忧”。这一缺陷既体现在患者的主观体验中，也可通过对其心理状态的客观观察发现：在一种心理状态下，患者能够产生自由联想与显性内容；而在另一种状态下，她无法做到这一点。后一种状态显然是分裂导致的暂时性“缺陷状态”。这一数据与前文引用的克莱因案例（男性患者陷入思维空白）的发现一致，因此可视为对该研究结果“科学可靠性”的验证。而在被识别为“抑制”的阶段，患者的自我功能（产生想象画面与心理活动）仍在正常运作。

5.3 弗洛伊德式分裂与克莱因式分裂

第三个问题：分裂导致的是自我的“连贯部分”，还是自我的“碎片化/湮灭元素”？

语义分析表明，需区分“自我的连贯性/二元分裂”与“自我的碎片化/湮灭性分裂”。临床证据显示，在“分裂发生、心理功能丧失”的时刻，患者体验到的是“碎片化”过程——她用“被切碎”来描述这一感受。这与弗洛伊德在恋物癖案例中所推测的“自我连贯分离”存在明确区别。

本临床材料未证实“连贯性（弗洛伊德式）分裂”的存在。有人可能会提出，“同一自我中运作两种防御机制”这一现象，可证明“自我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运作不同机制”的连贯性分裂（即弗洛伊德式分裂）。但需注意的是，本案例中两种防御机制是“随时间先后出现”的，而非像恋物癖案例中那样“同时运作”（抑制与否认并存）。

5.4 自我的成熟与不成熟

第四个问题：运用分裂的自我，其成熟度是否低于运用抑制的自我？

语义分析阶段，从弗洛伊德与克莱因的理论中均可明确看出，两种防御机制对应自我发展的不同阶段，并预测“分裂是不成熟自我的防御机制，而抑制属于成熟自我”。然而，临床材料并未证实这一预测——同一自我（在同一分析关系中）在同一天内，既使用了分裂，也使用了抑制。这表明，防御机制的选择并非由“自我成熟度”决定，而是由“自我所承受的压力程度”决定。

这一发现的可靠性可能存在局限，因为本案例中观察到的“分裂”，并非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恋物癖患者早期发展阶段的分裂”。自我的退行程度似乎随“压力水平”变化，而非由特定、稳定的固着点触发。此外，这一结论还可能受到质疑：有人可能认为，该患者的自我在“不同固着点之间”的功能成熟度波动非常迅速。

5.5 破坏性过程还是薄弱导致的被动过程

第五个问题：分裂是一种“主动破坏性过程”，还是源于自我薄弱的“被动过程”？

此前的预测是“早期防御机制可能具有破坏性”，但由于“早期与后期防御机制的区分”未得到临床证实，这一问题需调整表述。临床证据显示，在“压力时刻”，患者启动了一种明确的“主动过程”（“碎纸机”的比喻），表明此时的自我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事实上，在“思维被切碎”之前与之后，患者的自我均能产生精细的象征性替代物，展现出显著的创造性与表达力。因此，在本案例中，两种防御机制均未体现出“自我薄弱”的特征。

5.6 研究证据

最后，基于本研究，笔者认为：只要概念问题设置得当，临床材料便可作为有效的研究证据。

六、讨论

本文从两个角度考察了“抑制”与“分裂”这两个术语：首先，从语义定义的概念层面；其次，从临床现象中区分二者的指示性层面。通过“语义定义”与“临床指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出了有证据支持的结果。语义定义研究提出的问题，在临床指示研究中得到了回答，但并非所有结果都与预期一致。

6.1 自我分裂的类型

本比较研究的语义分析阶段揭示了比预期更复杂的情况——“分裂”的含义具有模糊性。尽管临床材料证实了“自我存在截然不同的防御状态”，但这些状态并未体现出“恋物癖案例中观察到的连贯性二元分裂”。这并非否定“二元分裂”的相关性（在恋物癖案例[弗洛伊德]或卡坦、比昂描述的精神病案例中，可能存在二元分裂），而是因为本研究的案例材料来自一位“轻度人格障碍”患者，而非恋物癖或精神病患者。

尽管克莱因很少使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二元分裂”概念，但她频繁讨论并证实了“客体的二元分裂”（好乳房/坏乳房、好母亲/坏母亲、好阴茎/坏阴茎等）。事实上，克莱因（1946）曾指出，“自我分裂”很可能是“客体分裂”的必然伴随产物，但她并未对此展开明确阐释。在本案例中，患者通过“街头争吵场景”作为替代物，这一行为可被描述为“对分析师的好与坏的分裂”——坏的分析师被置于街头场景中，同时也包含了患者自身的“愤怒自我”。患者呈现“争吵场景”这一行为本身暗示了“抑制”的存在；而“分裂”所表征的，则是“自我的损伤”（而非被湮灭的自我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客体分裂”的过程与“抑制”密切相关，但二者均与“（克莱因式）自我分裂”存在明确区别。

近年来，克莱因学派学者进一步发展了“病理性组织”的概念（尤其源于罗森菲尔德[Rosenfeld，1971]的研究），认为自我会通过明确的“二元分裂”来容纳“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解整合”。由此，“分裂”存在三种不同概念：（1）根据防御机制不同，自我分为两个二元部分；（2）表征现实的自我功能发生碎片化；（3）根据生/死本能或好/坏冲动发生分裂。其中，第三种分裂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自我分裂与投射性认同的关系”也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6.2 表征过程

临床材料表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表征”形式：一方面，是通过“替代形成”实现的“自我内容表征”——如梦境中通过置换与凝缩形成的表征，这种表征是抑制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发生在自我身上的过程”的表征（如本案例中的“被切碎”），这种表征导致患者体验到“思维被切碎”（本案例）或“思维空白”（克莱因案例），也包括比昂（1959）描述的“怪异客体群”。

6.3 否认

与已澄清的区别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能需要通过类似本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湮灭现实表征的否认”，与“湮灭自我感知功能的过程”是否相同？

6.4 精神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通过特定方法取得了研究结果，该方法旨在提供足够的清晰度与细节，以便围绕两个术语展开真正的学术争议。对术语的语义考察引出了“可通过恰当临床材料回答的具体问题”；部分预测结果未得到证实，这表明该方法具有真正的“探索性”，而非单纯的“自我预言”。

由于篇幅与研究焦点所限，本文未深入探讨“何为临床验证”这一问题，仅依赖“患者对解释的反应”（隐含于弗洛伊德的“相符”标准中）作为依据。因此，本研究中“临床材料作为证据”的合理性虽有一定理论支撑，但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仍需建立“学界普遍认可的临床验证标准”——这一问题需单独开展研究。笔者在《临床克莱因》（Clinical Klein，Hinshelwood，1994）的最后一节中曾简要提及“临床验证标准”的初步探索，但未在此处展开。

在上述限制范围内，本比较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一段相关临床材料”的特殊性：在同一位分析师对同一位患者的同一会谈中，“（弗洛伊德定义的）抑制”与“（克莱因定义的）碎片化分裂”以紧密衔接的顺序先后出现。这一材料特征排除了多项潜在干扰变量。

需明确的是，尽管本研究证据并非通过“计划性实验室实验”获得，但仍具有“证据效力”。与所有精神分析证据一样，本研究证据来自细致的“实地考察”（临床实践）。这种研究模式类似于物理学（预测新粒子后通过观察寻找）、天文学（筛选符合特定预测模式[如日食]的观测数据），或达尔文通过“加拉帕戈斯群岛雀类”验证“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理论的研究模式。

选择临床材料需要“警觉性”，而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对术语定义的语义分析提出精准问题”，才能培养这种警觉性。但需注意，“刻意寻找研究材料”可能会严重影响“临床反思的连续性”（参见弗洛伊德的“空白屏幕”原则，或比昂提出的“放弃记忆与欲望”原则）。因此，有学者建议从“会谈后的反思”或“治疗结束后”的材料中筛选临床案例，但这会导致另一问题：无法通过“患者对解释的反应”获得验证——而这是临床过程中验证解释有效性的常用保障。尽管如此，如本研究所示，偶然情况下“会谈中的即时反思”也可能产生与研究高度相关的材料，但这种情况具有“偶然性”，需承认这是该研究方法的另一局限。

综上，笔者通过本研究示例表明，可通过“两步法”提高精神分析比较研究的严谨性：第一步，对“概念重叠的文献”进行批判性评估，揭示关键异同点，进而预测临床材料中可能观察到的现象；第二步，筛选能够明确验证第一步“预测”的临床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