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感反应的”病人: 对情感病理学的反思

“没有情感反应的”病人: 对情感病理学的反思

作者：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

译者：王蕾（CAPIP）

来源：《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1984; v. 53, p386, 24p.

本文章仅供心理学学习者交流使用，请勿商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Joyce McDougall（1920-2011）
国籍：法国（出生于新西兰）
专业领域：精神分析、心身疾病、性心理学
学术背景与职业经历：麦克杜格尔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Paris Psychoanalytic Society）的名誉会员，以其对心身疾病、性心理障碍及非言语交流的深入研究而闻名。麦克杜格尔以临床实践的开放性著称，她常分享自身治疗中的失误与情绪反应，强调分析师需接纳无意识的“未知性”。她的理论对现代心身医学和创伤治疗仍有重要启发。

【摘  要】

作者试图将一个在分析过程中常常会被忽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现象概念化。一个看似“平常的”的精神分析话语可能会揭示出，说这些话的被分析者所使用的词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能完全地，对他来说是缺乏情感的（devoid of affect）；相反，分析师往往会变成“有情感反应”（affected）。这可能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临床类别中：如“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心身人格”（psychosomatic personalities）、“as-if性格”（as-if characters）等。作者并不是想要增加临床类别，而是从精神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特定形式的精神功能的维持方式：换句话说，不可得的情感之变迁。

这篇论文的标题很可能是“分析师对无情感的（Affectless）或‘没有情感反应的’（Dis-Affected）病人的情感反应”。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我使用“没有情感反应”一词的原因，我很清楚这是一个新词。我希望在这里传达双重含义。拉丁语前缀“dis-”，是用来表示“分离”或“失去”，可能隐喻地表明，有些人在心理上与自己的情绪分离，可能确实“失去”了与自己的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联系的能力。但我也想在这个新词中加入希腊语前缀“dys-”，这个前缀可以点出这个新词是和疾病有关。然而，我避免以后面这种方式拼写这个词，因为那样我就会发明一种疾病。尽管在严重的情感病理学病例中，可以把那些完全丧失情感体验的失能看作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术语往往会使我们的思考具体化，使其不太容易展开进一步的阐述。（我稍后将提到的“述情障碍”（alexithymia）这一词已经暴露在这种不便之中。某些同事说，“这个人患有述情障碍，”就好像我们是一种可定义的疾病，而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观察得到但对其知之甚少的现象。）

出于我试图甘心忍受我对某些看起来对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情感体验毫无波澜的被分析者产生的反移情反应，我开始变得对情感的精神经济学以及其中的动力学原因感兴趣。在许多病例中，分析过程似乎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没有开始。被分析者经常抱怨他们的分析经验中“什么都没发生”，但每个人都像溺水者抓住救生衣一样攥着自己的分析。尽管这些患者出于各种个样的原因寻求分析帮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在面对重要事件以及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关系时，他们表现得就事论事、只讲事情、缺乏想象力、缺乏情绪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分析者让我感到自己的分析功能处于瘫痪状态。我既不能帮助他们变得更有活力，也不能引导他们结束分析。他们无感情的分析话语让我感到疲倦和无聊，他们明显缺乏分析进展让我感到内疚。在我第一次尝试概念化这些患者的心理功能时，我称他们为“分析中的反-被分析者”（anti-analysands in analysis）（McDougall，1972），（1978），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强烈反对分析与他们内在精神现实有关的任何事情。后来，鉴于他们没有明显的神经质症状，我称他们为“正常病患者”（normopaths）；当他们明显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似乎会躲起来，或者他们确实患有某种形式的“伪正常”（pseudonormality）。然而，我无法进一步了解这种奇怪的情况，只能猜测它在整个人群中可能相当普遍。

今天，我对导致没有情感反应的状态产生的心理功能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一方面涉及可能被认为是维持情绪与其心理表征之间的精神差距的一些动力学原因，另一方面涉及通过这种经历人和事的无情感方式来发挥经济作用的手段。很难得出其他结论，即这样一个铁甲结构必须用于重要的防御目的，并且其持续维护必须涉及强有力的精神活动，即使这些患者对此没有意识觉察，并且分析师也几乎没有可观察到的材料来得出这样的观点。

在继续介绍两个临床小插曲以说明所提出的理论概念之前，我将简要总结我对情感病理学问题的理论探索和阐述的不同阶段。

我最初的研究兴趣之一，也是受到不舒服的移情感受的刺激，旨在把握所有的本质：避开（elude）精神分析过程，以及从而导致我们一些分析案例的不可终止性（interminability）。我的某些患者虽然努力追求他们的分析目标，并合理地接触到他们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冲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分析过程似乎会停滞不前。前一天获得的洞察在第二天就消失了，几乎没有发生精神改变。这些患者类似于我所说的“正常病患者”（normopaths），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某些领域，他们毫无觉察（因此也让分析师无从觉察）他们的情感反应的性质。我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任何情绪唤醒都会在行动中立即消散。换句话说，这些患者不会捕捉和反思他们日常生活或分析关系中出现的情感危机，而是倾向于将他们的情感体验付诸行动，通过不恰当的行动而不是“感受”它们并在会谈中谈论它们。例如，有些人会试图通过饮酒、暴食症发作或滥用药物来淹没强烈的情绪或精神冲突。有些人会进行带有变态性质或强迫性质的狂乱的性剥削，就像是性瘾。其他人或许会遭受一系列并非完全“偶然”的轻微或重大的身体事故。其他人会通过潜意识地操纵最亲近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制造劫难，与他们一起度过未被承认的危机，然后利用他人成瘾。从精神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代表了为避免情感泛滥（affective flooding）的强迫性手段。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被分析者由于未被怀疑的精神焦虑或极度的自恋脆弱性，他们无法涵容或应对高情感释放的阶段（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常不似被外部事件引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某种行动来驱散迫在眉睫的情绪高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反应既适用于兴奋和愉快的情感，也适用于痛苦的情感。

与“正常病患者”一样，有成瘾结构的患者要么没有提及他们的见诸行动经历，要么以一种平淡、无情感的方式讲述这些经历，尽管有时他们会清楚地说明行为症状的强迫性质。当然，对我们来说，让我们知道这些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行为模式并不难。而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补偿行动来消除痛苦或令人失望的体验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人类行为。然而，当这是处理内部和外部压力的主要或唯一方法时，这就确实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我试图更好地概念化情感体验的剧烈扩散或强制释放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时，我得到了其他领域研究人员的极大帮助，特别是发表的论文和精神分析学家（同时也是心身医学专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奇怪的是，后者是第一批观察并仔细记录无情感体验和沟通方式现象的人；他们被引导去描绘一种所谓的“心身人格”（psychosomatic personality）。操作性思考（operational thinking，如，与人交往及与自己接触时带有一种去力比多式（delibidinized）方式的性质）的概念是由巴黎心身研究学派提出的。述情障碍的概念（如，无法觉察到情绪，或者即使觉察到，也无法区分一种情绪和另一种情绪，例如区分饥饿、愤怒、疲劳或绝望）是由波士顿心身研究学院提出的。我发现后一种心理现象和成瘾性人格具有相同特征，其中许多人没有心身症状。我的一个酒依赖患者会做出这样的陈述：“我经常不知道自己是饿了还是焦虑了，或者我是否想做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喝酒了。”根据我的经验，无法区分不同的躯体和情感感觉，再加上倾向于陷入熟悉的行为症状，这是和那些患有组织的性变态、药物滥用患者和人格障碍患者具有相同特征的，他们倾向于在冲突状态下寻求愚蠢的争吵或进行无意义的色情冒险。

尽管我仍然怀疑精神病学家理论概念的有效性（就我自己的病人而言），但他们的工作帮助我意识到，我的两组“没有情感反应的”的被分析者，即成瘾性人格和正常病患者，他们在外部或内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躯体化。即便就像是婴儿的出生、父母的去世、失去重要的升职机会或一个爱的客体，以及其他力比多的和自恋的创伤，如果没有在情绪上或以其他方面得到有效修通，都会导致一个被分析者的自恋平衡突然紊乱。这是由于成瘾行为中驱散情绪的习惯性方式的崩溃，或者是由于述情障碍设备的过度控制，它们具有抵御深层焦虑的防御功能，从而为心身功能失调开辟了道路。事实上，我经常想到，自恋的防御、关系和成瘾行为模式，虽然可能会给相关个人带来心理痛苦，但同时，只要它们继续发挥作用，就可以防止心身退化。

自恋经济中的极度脆弱以及涵容和阐述情感体验的能力不足，提出关于对这种人格结构的可能病因的问题。对易感因素的研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为它集中在此时此地的分析性关系和历程。简而言之，可以提到的是，家庭的交流往往宣扬一种无情感性（inaffectivity）的理想，并谴责富有想象力的经验。除了这些有意识回忆的因素外，我还经常能够与这些患者重构一种似是而非的母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母亲似乎与婴儿的情感需求脱节，但同时用着一种古老的“双重束缚”情境控制着婴儿的思想、感受和自发的姿势。人们可能会想，这些母亲是否因为自己的潜意识问题而被迫扼杀婴儿的每一个自发的情感运动。在母亲和乳婴之间的亲密身体和心理交流中，可能已经使情感体验处于不可接受或毫无生机的状态，这有时可以从没有情感反应的患者的分析经验中推断出来。作为发现失落的感受大陆的一部分，粉碎的情感浮出水面。

首先，梦和幻想材料的明显缺失经常被身体反应和感觉所取代；然后，情感在回到意识中时，可能会以暂时的伪感知的形式表达自己。这些“梦等价物”通常遵循原初过程思考,也可以被视为“情感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没有情感反应的患者无法使用正常的压抑机制，因而必须诉诸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的机制来保护自己不会被精神痛苦所压倒。被分析者分析交流的这一方面经常通过在分析师身上引起的困惑、恼怒、焦虑或无聊的情绪来提醒分析师，并使他或她能够感受到，有时是辛酸的，小婴儿身上的双重束缚的信息和被遗忘的痛苦和悲伤，使得它们学会，为了生存，它们必须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内在生命力惰态。

我希望以下的临床实例能够使这里提出的理论概念更加清晰。在我手头的许多病例中寻找合适的临床病例时，我注意到，我经常想到的患者之前已经有过分析，或者已经和我一起做分析很多年，这些都有点迟了。换句话说，我意识到这种情感问题在分析工作中可能已经不为所觉很多年。当然，患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法认识自己的情感体验，因为这些体验要么完全从意识种被分裂（split off）出去，即便它们短暂地被意识到，它们也会被某种形式的行为迅即驱散。一个主要特征是一种可意识到的失败感，一种错过了人类生活本质的感觉，或者一种想知道为什么生活这么空虚无聊的感觉。我经常发现，和那些没有情感反应的被分析者工作，最初几年的分析在克服许多神经质性问题和抑制是有用的，但一旦这些方面取得进展，浮出水面的是一种强烈但无差别的对生活的不满感（dissatisfaction），而被分析者迄今为止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好像神经质性结构除了其他功能外，还起到了掩盖抑郁和空虚或不明的焦虑的潜在状态的作用。这些患者几乎没有情感耐受性的事实是正在进行的分析过程带来的进一步发现。

这里是对一名四十岁男性个案的分析简短临床摘录。我将称他为TIM，是“看不见的男人”（The Invisible Man）的缩写。TIM在见我之前已经接受过5年分析，我和他工作了三年。虽然他之前的分析让他觉得与他人的孤立感有所减轻，他与妻子的关系也略有改善（也就是说，她对他的距离感和难以接近的抱怨变少了），但他觉得自己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问那是什么。TIM：“我从来没有感觉很真实，好像我和其他人脱节了。我想你会说我是一个分裂样（schizoid）的患者。我不能享受事物。我的工作让我厌烦……”他继续详细说明他两次改变职业方向的细节。他觉得现在去想进一步的改变太迟了。我让他告诉我一些他的私人家庭生活，这又引出了一个观察：虽然TIM从任何普通意义上说没有遇到过性问题，但他提到他的性关系和射精本身完全没有任何快感。他想知道当人们如此热切地谈论性“兴奋”时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在我看来，他似乎将性体验视为一种需要，但他似乎从未知道性欲（sexual desire）为何。

通常，他的会谈千篇一律，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乎没有变化，所以那些从童年令人不安的记忆中获得的小收获变得尤为珍贵。其中一件涉及TIM七八岁时父亲的去世。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在和亲戚一起度假，一天晚上发生了一起不明原因的肠道急症。第二天，他的姑姑告诉他父亲突然去世的不幸消息。小男孩担心了一段时间，以为他的肠道意外，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成了他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青春期，他经历了长期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他会在家里闲逛，非常担心自己的紧张和不安状态会晃动他家房子的墙壁，如果房子倒塌，会吵醒甚至压死他的母亲和姐姐！我被这些回忆触动了。它们向我展示了一个小男孩，他深深地相信并害怕自己隐藏的力量，能给离他最近和最亲近的人带来死亡和毁灭。另一方面，TIM对这些童年回忆完全没有感觉。无论是记忆还是我对记忆的解读，他都“毫无情感（unaffected）”。事实上，他否认自己小时候曾真正感到悲伤或焦虑。恢复的记忆是智力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感兴趣的，因此，就算记忆复苏也没有带来精神上的改变。

TIM抱怨说，无论是对他的分析还是他的分析师，都完全缺乏移情体验，这毫不意外。他仔细解释说，他既不希望也不期待对自己的分析产生任何情感依恋，尽管他还是抱怨缺乏这种依恋，因为他接受分析的朋友和同事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移情情感，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TIM经常迟到二十分钟，还经常错过整个会谈。他没有给出特定的理由，除了他只是不想来意外，还有一些小问题使他更容易不来。从理智层面，他表示同意，他的缺席可以被视为需要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的表达，这可能是由于焦虑或敌对情绪造成的，但他没有觉察到任何与此种性质有关的情感，即使短暂的也没有。另一个同样常见于没有情感反应的患者的情况是，TIM始终无法记住前一次会谈中所唤起的内容。与我的大多数无法觉察到自己情感体验的被分析者一样，他们甚至于认为自己没有情感体验，我直觉地感觉到，对于“普通神经症性”患者来说既是涵容也是安抚，但在某种程度上对TIM来说是危险的。这与支持性沉默的反移情困难无关；相反，就好像一个人必须抵制向死亡力量屈服的诱惑。通常，这样的被分析者会把分析师逼到一个反移情的角落，在那里更容易无聊地沉默等。因此，在和TIM经过一年多的分析工作后，我开始进行更长、更复杂的干预，通常涉及我自己的感受和困惑，希望让他在情感上更加活跃（尽管我必须承认，我的反移情愿望是就做做白日梦或想想其他事情，有很多时候这需要强行克服！）。

有一次，我告诉TIM，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两年里，他所讲述的一切都让我敏锐地意识到，他内心有一个难过而怨恨（embittered）的小男孩，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或者他的存在对其他人是否有意义。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以及他的分析师都对这个不幸的孩子的精神存活漠不关心。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回答说：“也许我真的不是为其他人而存在的想法对我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呼吸。”我有一种感觉，他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热切地等待着加下来那天的会谈。在习惯性的十分钟沉默之后，TIM开始说：“我厌倦了这种分析和你永恒的沉默。什么都没发生，因为你一句话也没说。我该去找一个克莱茵派的分析师的！”后来我才明白，就在TIM开始哽咽的那一刻，他已经在努力抹除我所有的言语痕迹及其明显的情感影响。也许在会谈结束之前，他的思想已经没有情感色彩了。这种精神上的断绝关系（repudiation）或止赎（foreclosure）与那种压抑（repression）或否定（denial）情真意切地表达观点和想法，它们经历的顺序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尽管TIM在会谈期间接受了我的干预和在场，但一旦他在离开时越过门槛，我的形象和我的解释就像许多毫无价值的粪便一样，从他的内心世界中消失了。

就TIM而言，我并没有轻率地使用肛门隐喻，直到他能够捕捉到他的恐惧和幻想并能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很多他的这些恐惧和幻想是对肛门类型的戏剧和关系的始终如一的贯注。通过粪便排出杀死父亲的幻想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时，他确信自己把泥带进了我的大楼，而在其他时候，他一定要告诉我他又在通往我公寓的铺着地毯的楼梯上掐灭烟蒂，如果他不说出来他就会一直想。后来，他怀疑自己是否在我的门厅里留下了污垢，有一次，他被一种强迫性的想法所阻碍，即我的诊室闻起来有粪便味，是他把狗粪弄到鞋子上造成的。“我希望我没有污染你呼吸的空气，”他喃喃自语道。我在不同的时候指出，所有这些幻想出来的大便似乎都在越来越进入到我的生活区，作为我身体和我自己的象征性代表：进入大楼、入口、办公室，最后是我的肺部。

每次，TIM都认为这些解释在智力上可能是有效的，但他什么也没感觉到，始终如一地忘记了它们曾经被提出过，并且很难回忆起提出它们所依据的素材。然而，他承认，也许是被禁止的兴奋或危险的粪便交换幻想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他开始和我一起分析以来，他穿得更好，甚至开始擦鞋。我建议这份礼物也可以是一种干净的“掩饰”，这样他就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在幻想中用他的肛门产物来填满我并寻找快感。他突然大笑起来，这对TIM来说是罕见的，他说：“我相信这是对的。当你在谈论这一切可能的重大意义时，我心里想的是‘这对她来说太糟糕了！'"

毫无疑问，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TIM几乎不符合具有强迫性神经质结构的患者的概念，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他确实有许多未解决的俄狄浦斯问题，但他最深切的焦虑与其说与他成年后享受性和职业乐趣的权利的冲突有关，不如说与他与他人接触时不受内爆或爆炸威胁的存在权的冲突有关。

在TIM试图克服自恋和类似精神病性的焦虑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尽管速度很慢，但他的焦虑是通过让自己失去感觉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生机来解决的（这给他一种“分裂样”人格的印象）。代替强迫防御和客体关系，TIM表现出一种更原始的心理功能模式，这种模式与其说依赖于压抑，不如说依赖于对所有冲突的精神觉察或者对所有心理痛苦来源的精神觉察的止赎。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必须代替压抑。当然，压抑机制是存在的，但由于TIM对自己的精神现实的恐惧，这些机制很难被发现，这最终使他与之失去了联系。

我只能猜测，在我们工作的早期阶段，这个铁板一块的系统，从记忆中消除了我所有的诠释和其他干预，作为他体验自己和他人没有情感反应方式的一部分，一定是为了防止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很可能是与愤怒和恐惧感有关的古老焦虑。在我看来，用来与各种移情情感作斗争的，不亚于不断与分析过程以及力比多诱惑作斗争的，让他自己享受放任自己进入自由联想的奢侈，这使他陷入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力量的肛门堡垒，这种力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盛行。

与其与便秘的沉默或迅速消除任何情感唤醒作斗争，其他与TIM类似的情感障碍患者将诉诸于更多的“口头”攻击和防御手段。他们非但不会保持沉默，反而会抛出言语和咒骂，就像许多实质性的武器。尽管这种交流形式看起来很活跃，但我发现这些被分析者也是严重的没有情感反应的。

以下是小杰克·霍纳（Little Jack Horner）分析的简短摘录。在九年的分析中，尽管杰克经常迟到，正如他所说，“因为分析没有价值所以故意迟到十五分钟”，但他从未错过一次会谈。在见我之前，他已经和两位男性治疗师进行了12年的分析。从我们一起工作的第一周开始，他就表示确信我是无法理解他，也没有能力帮助他。“我无法想象你的好名声是从哪里来的，”他会宣称。几年后，这种抱怨略有变化：“也许你可以为别人做点什么，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对我来说永远行不通！”当我问他对这种情况的感受时，他想起了一些他听说过的关于杜宾狗的事情。他说，这种动物显然患有性格问题。他们对他们的第一个主人产生了强烈的依恋，甚至能够将这种感情传递给第二个主人，但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不幸地要和第三个主人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把他撕成碎片。我说：“我是你的第三个分析师。”接着是一阵沉重的沉默，杰克·霍纳才能再次振作起来：“确实！你和你的小分析诠释！”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移情情感的分析绝非易事。事实上，他经常在句子中间打断我，就好像我根本没说话一样。当我有一次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说我是在那里听他说话，但没有他想要从我这里听到的话。

几年前，我在没有情感反应的反-被分析者们（anti-analysands）之中注意到，如果一个人不对分析关系中的反移情情感保持警惕，他就有可能保持沉默，甚至撤出和它们的工作。像杰克·霍纳这样的患者往往因为分析的发现感受到自恋受伤，而不是对分析的发现感到高兴。可悲的是，它们有时会使我们的分析功能瘫痪，使我们像他们一样处于述情障碍和失去生机的状态。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这是一种原始的交流，旨在以一种深层次的潜意识方式，让分析师体验到这个婴儿曾经体验过的的痛苦和被误解的感受：交流是无用的，对鲜活的情感关系的欲求是无望的。

回到杰克这个个案，可以说和TIM不同，TIM把我当作一个注定被疏散的粪便块来击碎；打个比方来说，对杰克来说，我更像是一个有缺陷的“乳房”，因此需要被拆毁（demolished）。事实上，一个人经常被贬低或消除为虚构的粪便或乳房，而没有体现这些部分客体的任何潜在价值，这不是问题所在。相反，这些潜意识投射是分析关系中正在发生某些事情的一个标志。尽管他们持续的负面性，但我对这两位患者还是颇为欣赏的，尽管我经常对他们两个都感到厌烦。我对他们的沮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有克制（suppressed）情感的生动迹象，但分析却停滞不前。就我而言，正是这些被分析者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精神改变，才唤起了更痛苦的反移情感受。对分析设置或关系和历程本身的不断攻击具有深远的意义，可能有机会对患者潜在的人格结构提供有价值的洞察，但它的意义对身处其中的患者来说毫无意义。它要么被遗忘，要么被否认。

虽然TIM和杰克·霍纳等患者的精神结构的许多特征可能会被考虑在内，但我想在这里主要强调深层的情感障碍。就情感体验而言，这样的被分析者与他们的精神现实脱节。以他们没有情感反应的方式，他们也很难理解其他人的精神现实，包括分析师的精神现实。结果是，其他人反而有了强烈的“情感反应（affected）”！

根本问题是具有前神经症性品质的。这就好像这些人被一条无情的母性法则（maternal law）压垮了，这条法则质疑他们以鲜活并独立的方式生存的权利。我的临床经验让我确信，这种深度具体化（incarnated）的“法则”是发展成为他们自我意识的原初要素之一，最初是通过母亲的姿势、声音和她应对婴儿的兴奋和情绪风暴的方式来传播的。她独自决定是鼓励还是约束婴儿的自发性。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无意探讨这两个病人的个人过去或阴茎和古老的俄狄浦斯组织。我希望从精神经济学的角度，将我的研究局限于分析经验中的当今因素。

在指出这些问题是前神经症性的问题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性表现是缺失的。它们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存在要么没有得到被分析者的认可，要么没有使他们产生任何的兴趣。当神经症性特征可以分析时，我们经常发现它们为我所描述的更深层的精神障碍打了掩护。例如，杰克·霍纳（Jack Horner）在第一次见我时，像送礼物一样，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好的神经症症状”。在他四十年的生命中，包括前两年的分析，他设法保持了某种形式的性无能和顽固的失眠，这些自青春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经过三年的分析，这两种症状都消失了，但杰克对这些变化并不满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分析冒险中讨厌这段话。“毫无疑问，你为了我的两个问题得到解决暗自庆祝，但什么都没有真正地改变。我晚上确实睡得很好了，至于做爱，你可能也知道，只要我想，就像刷牙一样了。我感觉到这有必要，并且有时候我觉得从此之后好些了。但对我来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快乐。我的症状，我真正的症状，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活！”在这种明显的悲情背后，我们可能还会想，对于杰克·霍纳来说，“我”是谁。是睡得很香的人吗？还是毫无困难地做爱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他”。“他真正的‘我’，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患有一种他感到无法治愈的内在死亡，就好像他的一部分从未活过。此外，要是它威胁要活过来，它必须立即变得没有生机（lifeless）、没有感觉（feelingless），因此毫无意义（meaningless）。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工作似乎表明，他以前的神经质性症状只是一种掩护，用来伪造一种背景情境；一旦这种神经症性症状移开，它们留下了一种没有情感反应的、空洞的抑郁，这种抑郁在他的睡眠中留下了印记，完全没有梦，在他的性生活中留下了痕迹，完全没有爱。他的身份感似乎很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它作为精神存活的标志。我是否已经成为了保证这幅深褐色颜料上色的肖像画能有一席之地的框架？杰克·霍纳说，尽管他确信我无法给他带来生机，但他离不开我。我们要如何理解他对内在死亡的印象，而它瘫痪了每一个重要的冲动？就好像出于不可捉摸的原因，杰克被禁止享受生活，禁止他为自己在他存在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有活着的体验而感到高兴。

TIM虽然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特点，但他也具有相同的自恋情感经济功能。他也不断攻击每一个可能使他与他人或他与自己的内在精神现实建立更密切联系情感的联结。显然，这种持续的心理活动必须具有重要的防御价值。TIM和我花了五年时间才把他的症状用语言表达出来。（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像杰克·霍纳那样诋毁和破坏解释的意义，而是简单地将其从记忆中抹去。）多年来，我觉得我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让TIM对他缺乏联系的情感生活更加敏感，但他对感受和存在的失联（detach）状态几乎没有变化。有一天，他说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情感。等一下，我认出了一种——我在这里哭过的那些时刻。如你所知，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避免这种感觉，但有时这让我感觉更真实。我希望我能读一本关于情感的书；也许笛卡尔会帮助我。我知道。有两种情绪：难过和快乐。我想这不是它的全部。”我问我自己那么TIM是如何设法做到不觉察到自己的愤怒、愤怒、内疚、焦虑、恐惧和爱的感觉的，仅举几例常见的人类情感。对此，我只能评论说难过和快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谈中，令我高兴的是，TIM并没有抹除他的发现。他说，会谈结束后，他深受感动，并且一上车，他就发现自己眼里含着泪水。他对自己说，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表达淹没他的情绪，当时是这样的：“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分析师是关心我的。她担心我缺乏情绪。”在回家的路上，泪水再次涌出。这次他说的是：“但为什么是她而不是我妈妈教我这个？”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能够理解，在他的家庭环境中，情绪的表达被认为是可鄙的，而在这种病态的自我理想背后，隐藏着其他的焦虑，特别是害怕，如果一个人允许自己被情绪入侵，会发疯、会爆炸、会失去对外部现实的把握。后来，TIM深刻认识到，他需要在周围保持一种沙漠般的孤独，因为他害怕消融于他人之中，然后变得对他们的精神现实感到困惑，并且认识到，如果他被情感入侵，他将不再能够用他习以为常的述情障碍或者是他称之为“分裂样冷静”的方式来应对灾难性事件（如车祸），而这种“分裂样冷静”正是他引以为豪的一种性格特征。换言之，他的笛卡尔式座右铭可能是：“我并不真正于别处存在，故我在”，也可能是“我不动；故我有用”。我认为这种能够粉碎所有情感唤醒的心智功能，是在面对去整合（disintegration）和身份丧失的近乎精神病性焦虑时寻求精神生存的一种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会难以触及情感？显然，它并不遵循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症、强迫症和所谓的真的神经症中描述的经济和动力路径。与此相反，对于本文中提到的被分析者，在面对精神痛苦时，无论是自恋来源还是客体力比多来源的痛苦，都严重缺乏保护性防御以及有效的行动。对不堪重负的恐惧，或对内在崩溃（implosion）或在人际关系中爆发（explosion）的恐惧，往往迫使个人不仅攻击他对自己情感的感知，而且攻击任何可能引发情绪的外部感知。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有时是这种对情绪释放感知的攻击的特许观察者，我们可以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情感被扼杀。这可能表现为短暂的外部感知扭曲时刻。这些可能可以被视作情感等同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有来自杰克·霍纳分析的另一个片段。多年来，他总是迟到了十到十五分钟，并且他宣称，无论如何情况下，他在候诊室会比在躺椅上好。在我的催促下，他最终对自己无法准时的含义感到好奇，并告诉我下一次会谈他会准时到。事实上，他早到了十分钟。然而，由于无法预见和不可避免的情况，这次是我迟到了十分钟。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我正是这样告诉他的。当他躺在躺椅上时，他说：“天哪，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一个人在那里很开心。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在读一篇有趣的文章。事实上，当你走到门口时，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你——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你个子显得比平时都要矮小。实际上，我注意到你穿得没有像平时那样优雅得体。在我看来，你穿了一件脏灰色的衣服。[我的裙子其实是杏色的绒面革。]哦，是的，你是没有头的。就是这样——你看起来萎缩而且灰头土脸。”

在试图检验这些感知的意义时，他推断，听起来像是在逻辑层面的练习，也许他因为漫长的等待而对我有点敌意，但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并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产生这种情绪。接下来，他继续讲述了一系列的联想，包括过去的屏幕记忆，其中一些是我们在他长期分析过程中讨论过的关键的点（可以说，属于我们共同的分析工作的近期的“屏幕记忆”），以及我们已经做的特定构建。

杰克开始一个幻想（多年来，这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这是一件发生在他四个月大的时候，他和母亲之间的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事情。然后，他想到了一张自己大约十五个月大的时候的照片，他称之为“独自坐在雪地里的婴儿”的照片。事实上，他曾经带给我看，那张照片上面的是，他坐在阳光下的白沙上。（我自己对他的联想的自由悬浮想法如下：“‘独自坐在雪地里’的杰克·霍纳坐在我的候诊室里，决心对这种情况下的感受一无所知。”）毫无来由地，杰克继续回忆起治疗第二年的一个时刻，当时，他表示希望中断分析。由于他经常描述他中断前两次分析的狂暴的举动，我建议，这一次，我们应该创造空间来检查他离开分析的意愿，而不是重复旧的模式。从那时起，杰克一直指责我没有理解他想要离开我的自发愿望的最高重要性，并声称我已经永久性地破坏了他体验真正欲望的机会：“你知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的。但你破坏了一切。它永远被破坏了。”

这时，小杰克·霍纳在这里，想象着自己，四到十五个月大，充满活力，对我做出自发的和饱含意义的姿势，但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安抚的母亲，用我的迟到强行向他传达，他不能渴求个人的自由、活力、兴奋和欲望，除非以失去母亲的爱为代价。他的反应是攻击他对被他视为拒绝和伤害他的母亲的感知：他的母亲没有头；她变得又矮小又灰头土脸，一个干瘪的、失去活力的形象，为了能把她内化进来成为自己的母亲，他得把她从这个形象中抽出来。

他感觉自己是个不能放弃自己母亲的婴儿；比起失去母亲，他宁可放弃他自己内在的活力。他宁愿永远把自己冻结在“独自坐在雪地里的婴儿”中，同时扮演一个被这个容易否定的、反应迟钝的、不能理解的母亲强烈约束的喧闹而活跃的孩子的双重角色。

André Green（1973）在他的《生活的不和谐》（Le Discours Vivant）一书中谈到了体验情感的精神病性模式，他写道：“相悖的情感表现在行动和爆炸性的、意想不到的冲动行为中。在行为和幻觉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瞥见情感和表征之间的联结。情感被见诸行动，其表征不再服从现实。”Green接着引用了Bion的观点，即对于这些精神病患者来说，这样的现实本身是被憎恨的，从而导致自我对情感体验的抑制。与此同时，对所有精神过程都被破坏性地攻击。这些攻击指向客体，指向主体自己的身体，最重要的是指向他自己的思维过程。情感不仅被仇恨渗透，而且被冠以仇恨的之名。

我所说的患者确实使用精神病性防御机制，但他们并没有受到精神病性思维过程的困扰。TIM称自己为“分裂样的”，小杰克·霍纳偶有几次表示自己是“患自闭症的孩子”；但是，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人格中的成人部分在观察和评论内心痛苦和经历创伤的孩子。和这些被分析者工作的反移情困难并不在于无法识别隐藏在他们内心世界中的婴儿。而是，他们完全无法忍受自己感受到的痛苦，甚至无法倾听对其意义的表述。换句话说，这类患者缺乏对一个内在的，“进行照顾的”母亲形象的认同。这在分析关系中痛苦地呈现，在这种关系中，分析师被推到一个不称职的、无能的甚至完全缺席的母亲角色中，被分析者必须与她好好把过去的账算清楚。除了这种复杂的投射，分析师还必须接受被塑造成没有进到责任的父亲的角色。这位父亲不仅被认为禁止对“乳房-母亲”有任何依恋，而且被认为对他所做出的谦让没有获得任何补偿。有时，这可能表现为对成瘾物质的使用；对于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这类患者，分析师和分析本身都可能成为一种成瘾物质，即母亲的替身，就像药物/毒品的感觉，不是欲望客体，而是需要的客体。在一个古老的俄狄浦斯组织中，古老的父亲成为了一个拒绝婴儿生存权利的人物，在这个组织中，性行为是混杂着口腔的和肛门的融合愿望的。因此，是纳西索斯（自恋）而不是俄狄浦斯在恳求我们拯救他。这意味着，分析师被要求要去支持一个愤怒的孩子倾其所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击，而这个孩子正在为了存在而苦苦挣扎。

从反移情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纳西索斯（自恋）”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们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孩子比其他孩子需要多那么多的理解、关心和滋养？”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抱持”。当我们等待对方产生一种真正的欲望（true desire）时，我们自己必须设法克制和阐述我们的情感反应。知易行难，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面临着一种寻死因素，这种因素往往会麻痹我们自己的内在活力以及被分析者的内在活力。在这方面，有些人“让我们无聊死了”这句话很有说服力。分析师对内在活力的去-投入（dis-investment），无疑是站在死亡一边的，也有植入分析师内部的风险。分析师需要相信一些精神改变是可能的，也要相信被分析者有一天会有勇气放弃他的保命技巧，开始真正活着。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我们的反移情反应，需要提出。为什么我们要接受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做分析的时候就好像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患者进行分析——这些患者的人格特征是不断地见诸行动，不断地攻击分析设置或分析关系，不断地从记忆中抹除每一个涌入眼帘的洞见？为什么我们要接受那些他们一开始能够用言语表达，但是无法处理其中的感受、想法和幻想？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与那些拒绝对过去和现在的痛苦经历感兴趣的人合作，这些可能会揭开他们神秘的婴儿化过去的经历，这些患者会直觉地、有条不紊地破坏每一项潜在的有价值的收获？为什么我们要当这样的被分析者的分析师，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们表明我们是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分析师？“请你帮帮我，但你会发现我比你要强壮”是这些患者的信条。

尽管当我们进行此类分析时，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前面的艰难分析之路，但回顾初访的时候，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很可能对这些困难有了一些预测。我们有把一个具有未来可分析可能性和潜力的，能够进行分析性冒险的倾向投射给患者。我们倾向于相信他能够很好地使用我们，并让自己信服，即使在我们的初步会谈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潜意识精神存在的积极维度，这样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乐观地发现一个潜在的可工作的对话，超越他所提出的意识层面的不可工作的对话。当然，这是一个反移情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充满希望的期望。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一个Knock博士，他希望相信任何要求进行分析的人都是可以被分析的，每一次分析冒险都值得一试。我知道，就我而言，当我倾听那些希望进行分析的患者时，只要他们似乎与他们的精神痛苦有联系，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寻找他们精神痛苦的原因，我就愿意全力以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表现出对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探索的愿望，他们在我身上唤起了类似的愿望。即使是那些已经花了多年时间进行分析，但仍希望继续探索，想要对他们的分析性冒险知道更多，想要去探索还有什么是还在内在未被知晓的人，尽管这对我们和我们的分析性理解能力都是一个挑战。

有没有可能反移情陷阱是我们想要知道太多？比昂（Bion）曾说过，分析师是指更喜欢读懂一个人而不是一本书的人。

但假设我们在自欺欺人呢？如果这本书中没有可读的故事，或者所有的章节都是重复和相同的，那该怎么办？也许故事的结局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兜圈子。一旦我们开始，我们必须为共同的事业承担责任。诚然，我们这样做是有一定代价的。最难懂的被分析者，是那些不能让我们阅读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从来不敢自己翻过第一页，使我们的“读者-分析者”的功能瘫痪，并在我们身上引起可怕的不适、焦虑、沮丧、内疚，更糟糕的是，无聊和疲劳。我们要如何才能让这些只要求我们保持监狱的墙完好无损，把我们的情感反应留给我们自己的患者焕发生机？我们该如何应对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无法帮助他们减少没有情感反应，获得更多活力的感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发展出离开我们，好好活着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我们与自己的没有情感反应和绝望的情绪关系如何？

据说，如果一个人看任何东西时间够长，它就会变得有趣。尽管我们总是与难以相处的没有情感反应的患者相处，尽管我们很清楚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但我们至少可以分享我们的不安、不解和不完整感。这是我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临床经验和理论概念化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困难的被分析者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可终结的分析性体验，那么至少他们在我们面前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

经过八年的分析，小杰克·霍纳曾对我说：“我已经完全中和了你。无论你做什么或说什么，你永远到不了和我在一起的感觉。这种分析毫无用处，但毫无疑问，你会设法用它写出一篇文章的！”

参考文献：

1GREEN , A. 1973 Le Discours Viva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

2MCDOUGALL , J. 1972 The antianalysand in analysis In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ed. S. Lebovici D. Widlcher .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 1980 pp. 333-354 3MCDOUGALL , J. 1978 Plea for a Measure of Abnormality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