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剥削来访者的治疗师的心理动力（上）

性剥削来访者的治疗师的心理动力
Angela Hetherington 文

摘要：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有关治疗师对其来访者进行性剥削的文献。研究了实施虐待的治疗师的一些常见特征，及其背景中的性心理因素。本文继续讨论了在治疗师虐待事件中可能盛行的心理动力。研究表明，只有在治疗师在某种程度上功能失调时，他们才会滥用自己的角色（Russell 1993）。同样，研究发现实施虐待的治疗师对自己的性身份认同存在严重问题，并在个人关系中经历了相当多的性焦虑和内疚（Strean 1993b）。有人认为，他们自己悬而未决的冲突优先于他们的来访者，并且无意识地对心理治疗实践怀有深深的反感（Strean 1993a）。

doi.org/10.1111/j.1752-0118.2000.tb00519.x

关键词：创伤；性虐待；虐待治疗；性倒错

根据Strean（1993a）的说法，心理治疗被“错误的概念化和歪曲为一个健康、成熟的临床医生为一个不健康、不成熟的患者服务的过程。”（第9页）。由于现在已经把治疗概念化为两个人不断相互影响的互动相遇（Patton & Meara 1992），人们越来越关注治疗师在治疗过程增强和延缓治疗方面的作用（Mair 1992）。疗愈性关系给予了治疗师高于另一个个体的心理力量，这对于满足他/她自己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和/或其自身的性满足有利（Alyn 1988；Strean 1993b）。

和虐待性治疗有关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来访者的脆弱性因素（Pope 1990），以至于将治疗师塑造成强大的移情和反移情力量的受体，这些力量让他屈服（Gutheil 1991）。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治疗师只会在失去某些功能的情况下才进行虐待（Russell 1993）。在性虐待的情况下，记载最多的虐待形式就是治疗师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研究还发现，这可以满足治疗师心理生活中的需求（Fine 1982；Gartrell等人1986）。研究表明，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治疗师抵抗治疗理念，并无意识地让来访者失去尊严（Strean 1993a）。他们在处理自己的个人生活方面遇到了困难，并且在治疗方面举步维艰（Strean 1993a）。然而，治疗师的个人动力的严重程度——他的幻想、防御、超我禁令、驱力以及其他的人格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虐待治疗，这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维度。治疗师施虐问题引发了许多与治疗专业相关的本质问题：哪些因素让治疗师偏向虐待他们的来访者？鼓动治疗师在治疗中寻求性亲密的动力是什么？

1、剥削在治疗中的普遍性

最近的研究表明，多达20%的临床医生自己报告了与来访者的性行为，其中90%被证明对来访有害（Gabbard 1989）。在进一步的研究中，Pope 和 Vetter（1991）报告称，50% 的受访咨询心理学家至少治疗过一位曾经被前任治疗师性剥削的来访者。Pope（1989）和Jehu（1994）认为，与一名来访者发生过性剥削的治疗师再次犯罪的风险很高。Gartrell等人（1986）发现，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精神科医生中，33%曾虐待过2至12名其他人。同样，Holroyd 和 Brodsky（1977）发现，80%与来访者发生性接触的临床心理学家与不止一位来访者发生过性接触。性剥削似乎并不局限于任何一类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心理学家、临床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病学家的调查表明，与来访者性行为的发生率相对等同（例如Borys 和 Pope 1989）。就性别而言，据报道，与来访者发生性接触的大多数专业人员都是与女性来访者一起工作的男性治疗师（Rutter 1990；Pope和Vetter 1991）。总体而言，由于抽样偏差（自我报告）导致的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降低了研究结果在更多实施性虐待的治疗师中的普遍适用性，但也凸显了虐待的心理动力中的普遍因素。

许多研究直接整理了被卷入剥削的个人的数据。Russell（1993）对英国40名报告曾在治疗或咨询中遭受剥削的人进行了调查。Jehu（1994）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经历为导向，对文献进行了广泛的回顾，这些来访者讲述了他以前在治疗中遭受虐待的经历。相比之下，Strean（1993b）根据他与剥削来访的治疗师的合作，记录了性剥削来访者的治疗师的心理动力和治疗。本文中引用了这些研究的结果。

Coleman 和Schaefer（1986）的连续模型反映了治疗中虐待的复杂性，该模型具有两极分化的极端，包括“心理虐待、隐蔽虐待和公开虐待”（第342-343页）。他们将“性拥抱”和“职业偷窥”列为隐秘虐待；公开的虐待从“性言论”到“性交”；而心理虐待是指咨询师的情感需求高于来访者的情感需求。关于性剥削，Rapp（1987）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定义：与“滥用权力以获得他在情况下无法获得得性满足”有关（第193页）。在Rapp的描述中，这种通过虚假的借口获得某种同意的行为与强姦有相似之处。这一定义同时考虑了心理动力的力量与知情同意的重要性。构成性剥削的行为类型包括从性言论到性交的描述（Gartrell等人，1986）。为了本文的目的，认为剥削是：治疗师涉入其中（interactions）最终导致他/她自己的情感和/或性满足，而牺牲了来访者的利益。

2、实施虐待的治疗师的侧写和动机

Strean（1993b）在和那些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治疗师的合作中发现，这位实施剥削的治疗师是一位中年男性，比他的来访者大大约15岁，具有职业可信度。Schoener 和 Gonsiorek（1989）报告称，治疗师的工作往往是他生活的中心，通过这些工作，他的大部分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研究发现，实施虐待的治疗师也更有可能有情绪困扰史，而且可能在亲密中遭受过情绪惊吓（Jehu 1994）。他通常对自己的恋爱关系并不满意，不太可能有一个好的婚姻，很容易被他的伴侣激怒，显得无法充分监控自己婴儿期的强烈愿望，并不断地收集目前关系中的不公（Russell 1993；Strean 1993b）。他们一惹上麻烦总是需要精神支持（needy）或感到孤独（Strean 1993b；Jehu 1994）。Strean（1933a）指出，很少有治疗师在努力与来访者建立性关系的同时，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满意。

尽管实施虐待的治疗师在与女性的私人关系中可能经历了大量的人际冲突，但他在与女性来访的临床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表明，他很可能同时与多个来访者发生性关系（Gabbard 1989；Sussman 1992）。尽管性剥削的治疗师在性方面有着典型的缺陷和无感（Bates&Brodsky 1989），但在结束治疗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通常会被理想化并受到来访者的喜爱（Strean 1993b）。

实施剥削性的治疗师可能试图弱化界限，试图打破来访者的阻抗（Hetherington 1998，2000）。这可能有多种形式，例如，就个人事务寻求他们的建议，或在社交场合与他们会面（Keith Spiegel & Koocher 1985；Brodsky 1989）。同样，当来访者对治疗师的个人生活和困难了解得异常充分时，也可能会出现过分的自我暴露（Gutheil & Gabbard 1993）。这通常伴随着角色的翻转，来访者成为了照料者，治疗师的生活和需求成为了中心（Pope & Bouthoutsos 1986）。以客体满足的形式从来访者那里获得衍生支持。这种形式的心理剥削通常被治疗师称为“矫正性情绪体验”、支持或共情。Strean（1933a）认为，这种行为通常掩盖了治疗师对治疗的根本阻抗，以及他缺乏信心管理来访者。同样，Searles（1979）认为，这类治疗师与来访者从事性活动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触及到来访者。

研究表明，剥削的治疗师更有可能在治疗中公开倡导非色情触摸的价值（Strean 1993b）。同样，他们认为非正统的治疗方法，有时候使用的性接触，是情感修复性的（Gartrell等人，1986；Jehu，1994年）。他们认为，性接触可以适当治疗性功能障碍，增强来访者的自尊，提供情感矫正体验，或减少对重大丧失的悲伤反应（Herman等人，1987）。同样，Jehu（1994）报告称，剥削的治疗师可能会利用他们角色中固有的权力来支配或征服他们的来访者，有时会以虐待狂的方式羞辱他们。正如Smith（1984）所言：

患者首先成为心理征服的对象，随着治疗师变得更加大胆，心理征服可能会成为一种身体征服。这样的治疗师在照顾病人的身体和思想时，会有一种胜利的感。（第61页）

Strupp等人（1977）认为，无知、无能和不适合的人格是导致职业地位滥用的治疗师产生负面治疗效果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的考量被治疗师自己的驱力和需求所压倒，尽管通常在理论上是合理的。被引用最多的干扰治疗关系的治疗师人格特征包括：施虐受虐、偷窥、恋物癖、自恋、诱惑和敌意。Strupp等人注意到，当来访者接收到对他们不利的信息时，或者当任何离开治疗师的动作被解释为阻抗，或来访者自己骗自己认为她没事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他们往往把来访者诊断为边缘型或精神分裂症，以此来掩饰自己过度的无意识敌意。因此，治疗师行使权力，充当治疗关系假定的实际调解者。治疗遭遇中给予他的心理力量——无效、侵蚀和吞没了他——让他能够在关爱的掩护下达成自己的动力。此外，在治疗情景之外，他的治疗身份力量允许他在可披露的情形下分享他对来访者行为的理解，从而让他能够控制重要他人对任何暴露的虐待行为之本质和意义的看法。

Schoener和Gonsiorek（1989）鉴别了实施虐待的治疗师的冲动和反社会性格障碍的倾向。他们认为（施虐者）可能有不当行为史，其中可能包括对他人的性骚扰，或个人生活中控制不当的性行为。他们将反社会施虐者描述为：

他们对来访者的性剥削更加蓄意和狡猾。通常，他们冷静、善于计算、超然，擅长引诱一系列来访者并掩盖他们的劣迹。（第404页）

他们受损的自我功能表现为对挫折缺乏容忍和对冲动控制不力，这不仅反映在他们与来访者的性行为上，还反映在他们无法在治疗中监测他们的干预频率。他们往往是差劲的听众，并且是执着的演说家，据报道，他们过于频繁地提供建议和劝告。经常发现他们存在低自尊和普遍的内疚（Strean 1993b）。剥削的治疗师缺乏成熟的道德意识，使他们无法对受害者产生同理心，也无法顾忌他们可能对自己造成的伤害（Gabbard 1991）。这反映在他们与来访者发生性行为后的任何冲突或悔恨的程度和性质上：

当严重的后果悬而未决时，他们表现出内疚、悔恨和抑郁……然而，他们很少真正了解自己的行为对受害者的影响，并否认自己造成了任何伤害。（第403页）

一些实施虐待的治疗师表现出自恋人格，过度估算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认为自己有能力治疗其他人无法帮助的来访者。这也可能反映在他们与来访者的互动中，过度强调对自己的移情，并忽视对他人的移情。通过这些行为，他们试图维持自己在舞台中央的角色，他们觉得自己在舞台之外被贬低、不重要（Strean 1993a）。心理治疗实践本身提供了一系列自恋的满足，仅仅正向的移情就助长了治疗师可能寻求的爱和理想化，而这正是他日常生活中缺乏的（Sussman 1992）。Gabbard（1989）指出，治疗师相信他已经爱上了他的来访者，并且可以就想她一个人。然而，他的个人和性行为反映了一种永不满足的感觉，让人想起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的感觉。

事实上，爱，是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对来访者进行性虐待最常被引用的理由。Gartrell等人（1986）在一项针对84名实施虐待的精神病学家的研究中报告称，65%的人声称他们爱上了自己的来访者，92%的人认为他们的来访者爱上了他们。然而，这些声称的有效性仍然令人怀疑。当然，治疗师将他们的违法行为合理化为仁慈之爱的产物，可能是有意识的和蓄意的尝试，目的是让他们的虐待行为合法化或最小化，特别是如果他们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时候（Jehu 1994）。研究发现，当治疗师引诱来访者时，攻击性和虐待性情感往往会伪装成爱（Bates&Brodsky 1989；Sussman 1992）。如果治疗师在治疗情境中确实体验到了对来访者的爱，这些都是典型的他自己的心理动力的产物。正如Jehu（1994）所写，“这群治疗师对患者的看法是扭曲的，他对她的感觉是不恰当和不切实际的”（第64页）。

付诸行动之性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治疗师为了报复现在和过去令其失望的其他客体（Hull等人，1989）。他们在童年时期感到自己需求被过度挫败，他们往往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与他人敌对（Strean 1993b）。性行为的另一个动机，就是可以用来防御抑郁，抑郁情绪通常与早期剥夺有关。许多实施剥削的治疗师报告说，内心的孤独感从小就持续存在，只有高度满足的性力量才能穿透这种孤独感（Griffin 1992）。朝向来访者高涨的情感和性行为能够掩盖治疗师与他人相处方面的困难，而在某种程度上，治疗师的职业性质会进一步掩盖这种困难。

剥削的治疗师不仅对他们的来访者，而且对他们的职业以及他们自己的治疗师或督导怀有相当大的敌意。他们在向自己的治疗师或督导寻求的亲密关系时遭受到了挫折，接下来就与自己的来访者将这些挫败付诸行动。治疗师的敌对反移情导致了负面结果，这可能表现为缺乏工作联盟，无视来访者的痛苦，阻止来访者选择，攻击来访者的防御，表达对来访者的失望，最终导致性剥削（Strupp等人，1977）。通过利用他们的来访者而不是干预治疗，以及满足自己而不是履行自己的专业职责，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达他们的需求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Strean 1993b）。

3、实施剥削的治疗师的性心理发展

弗洛伊德证明，一个人的性取向取决于他们的性心理发展。根据Erikson（1950）的说法，我们整合情感和性亲密关系的能力取决于成功的解决各个性心理发展阶段的问题。

为了了解是什么激发了一个人的性行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他们性心理发展的变化，及其如何影响他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

研究表明，剥削的治疗师与父母双方的关系一贯不令彼此满意（Strean 1993b）。他们的母亲在情感上感到无能为力。他们的父亲更有可能是超然分离的，如果在场的话，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过度的惩罚。这些咨询师为了补偿他们自己被剥夺的关心和身体接触，并满足他们被压抑的愤怒，他们通过与最接近的人的进行身体和情感互动来寻求满足。Strean（1993b）报告称，他的样本中的治疗师“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对情感和身体接触的强烈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第160页）。研究发现他们表现出 Erikson（1950）所描述的“缺乏内在确定性”和对人的“基本不信任”，并可能以他们自己已经习惯的虐待方式对待来访（Bates & Brodsky 1989；Sussman 1992）。

如果他们在孩童时期经历了拒绝、敌意、批评或诱惑，这将影响他的性发展，这将导致与异性交往的困难。这可能会导致成年人无法真实的互动或者在幻想中做爱。成熟的爱只会在个人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时才会发生。正如Jacobs（1988）所言，“抑制那些指向我们遇到的多数人的性情感的能力，与一个人充分相处的能力一样重要，是成熟的标志。”（第104页）。Jacobs还指出，管理异性威胁的另一种手段可以是对女性进行性曲解和性侵犯。这掩盖了对失去男子气概和完全被吞没的恐惧，以及试图将身体和情感亲密分开的企图。治疗情景本身，加上他对长期情感亲密关系固有的实际约束，可能是给这种情感付诸行动提供强劲性机能的滋生地。浮现出来的性倒错的反移情欲望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此类治疗师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双性恋（Strean 1993b）。这可以从早期“镜像”和性身份认同发展固整方面的重要性来解释（Kohut 1977）。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的亲近需求缺乏回应，导致他们退行到念念不忘的同性恋之中。为了保护由此产生的焦虑，他们采用了一种刻板的男性形象，宽恕纵容他人的所谓男性品质。因此，性倾向引发了焦虑、自我怀疑和脆弱。它阻碍了他们在青春期和以后的生活中享受互惠关系。强迫式的重复与消除童年时期（威胁到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之发展）的挫败感导致敌意成为了情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那些性身份不稳定的治疗师来说，让一个有吸引力的异性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情色移情是非常令他们感到宽慰的。尽管治疗师在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时试图满足他的被爱需求，但通过投射性认同，他也对“自己内心中的女性”感到满意（Kohut 1977）。Rutter（1990）认为，男性抑制并否认自己的情感痛苦和脆弱，但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理解和接受女性来实现自我满足。与信任的女性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经历为这种治愈驱力和完整性提供了短暂的满足。

剥削的治疗师内心的剥夺与权利情绪感受占据了主导地位。Kaplan（1991）认为，这些以贪婪为特征的情感是口欲阶段发展的反映。他将贪婪描述为“一种几乎肆意无视他人感受而获得或想要财产的过程”（第505页）。同样，Klein（1957）认为贪婪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通常超过了个人的需求以及欲望客体愿意给予的东西。它旨在榨取客体的所有价值，而很少承认客体的权利。这反映在Strean（1993b）对剥削的治疗师行为的研究中，这些治疗师进行性行为的目的仅仅是性本身，对持续的性关系没有表现出兴趣。作为愤怒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需要被满足自我需求似乎驱使着他们，损害了家人、朋友、来访者或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