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an（1963）沉默作为一种沟通方式

沉默作为一种沟通方式

Silence as Communication (1963)
Masud Khan
赵丞智 翻译

Adolescence is not an affliction but a normative crisis. —Erik Erikson (1956)
青春期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常规性危机。——埃里克森

在分析情境中，沉默是一种经常出现的且复杂的临床现象。最近，Arlow（1961）和Zeligs（1961）深入探讨了病人的沉默在分析情境中如何发挥宣泄、防御和沟通的功能。Balint（1958b）则将临床分析情境中的沉默与个体早期自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原初精神创造性和创造行为联系起来。

在我与一名青少年男性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导入阶段的前十六次会谈的临床报告中，我将尝试展示他在分析情境中持续沉默的沟通功能。在讨论中，我不会详细探讨沉默的防御性功能，无论是对治疗过程的阻抗，还是作为来自内在精神冲突的一种典型青春期的挣扎（Erikson,1956; Winnicott,1962b）。我只会简要讨论这位青少年沉默的释放功能（the discharge function），这种功能被认为病人与分析师寻求一种魔法性共生融合（a magical symbiotic fusion）(Geleerd,1961）。这些因素虽然经常出现并被解释过，但我的看法是，从报告的这位青少年病人的治疗阶段来看，治疗师正是通过对治疗性干预进行明智和恰当地克制，既不做过分的解释，也不进行安慰，才使他能够表达内在的真实冲突和困境。

我将尝试展示，他的沉默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转移（移情）和分析过程，跟治疗师沟通他在生命早期与母亲之间一种被严重打扰的关系，这导致了其青春期的身份弥散性紊乱（Erikson, 1950a）。退行性和反抗性地逃入一种消极的身份（Erikson, 1956），这是他私人的和魔法性地处理这一发展困境的努力尝试。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在对病人的治疗中，通过分析过程详细说明病人对累积性创伤（the cumulative trauma）的重新构建（见上文第42-58页）。（原168页）

累积性创伤是由于病人童年时期与母亲不稳定的关系持续地侵入了他的发展过程。我将试图说明，反移情是可以用来理解和解译情感以及早期客体关系的一种工具，因为病人通过其在分析情境中的沉默行为表达了这些内容（Heimann,1950; Winnicott,1955）。持续的沉默也是一种见诸行动（acting out）的方式，起到了回忆、整合和修通病人与母亲的病态早期关系的功能 (Ekstein and Friedman,1957; Greenacre,1969; Kanzer,1957）。

几乎所有的分析师都强调了治疗青少年病人所涉及的技术困难（Blos，1963；Eissler，1958；A. Freud，1958a；Geleerd，1957；Spiegel，1961）。在处理这个案例的临床过程中，我得到了Erikson（1950a，1956）和Winnicott（1948b，1956a，1962b）研究的指导和帮助。当面对年轻病人坚决拒绝说话的情境时，Winnicott（1948b）的一个建议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许多针对分裂样青少年病人的治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治疗都建立在忽视孩子有构想能力，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有创造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这种孩子可以构想出一个分析师，以及创造出现实的分析师可以努力适应他自己的一种角色。”一旦我确诊病人的消极冷漠和退缩到缺乏活力的状态，既是一种求助的呼声，也是一种反社会倾向的表达时，我就准备好了让临床变化过程卷入到这些内在精神冲突的活现当中。病人用来沟通和表达这些精神冲突的主要方式就是沉默，接下来我将叙述如何在临床上处理这种沉默现象。

案例报告

我将称这位男性病人为彼得，他刚满十八岁。由于父母对孩子的急切焦虑和担忧，他被一位精神科医生转介给我。在过去五年中，彼得逐渐从学校活动和社交兴趣中退缩。在他故意拒绝完成竞争性入学考试的最后一场考试时，这种退缩现象便达到了顶峰，他整天坐在那里无法写论文，无所事事地乱涂乱写。他还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听古典音乐和阅读高深的小说上。他也很少外出或与人交谈。在家里，他表现的很有礼貌，但完全表现出冷漠和不与人交流。因为家族中有人患有精神疾病，致使父母急于寻求帮助。他们担心彼得可能会恶化为一种分裂-抑郁性疾病，或者担心他可能会尝试自杀行为。（原169页）

据各方描述，彼得是一个聪明、机敏且有天赋的孩子，他对艺术和文学感兴趣。尽管他一直以来都很害羞和敏感，但在潜伏期他的行为是正常的。一直到几年前，他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都很快乐。转介的精神科医生向我强调，彼得迫切需要帮助，但让他接受治疗会很困难。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紧急关注。他将在三个月后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家长对此非常担心，如果他逃避考试（因为他明确表示拒绝上大学），他的整个人生可能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在我与彼得面询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以下几方面：他出身于一个专业上层阶层的家庭，并且享受了良好的家庭生活。与父母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冲突。

前来咨询的年轻人是一位优雅、脆弱、礼貌且有教养的人。他断断续续地说话，但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清楚且准确。他既不神秘，也不带有防御性或焦虑的敌意。他明确表示，他来讨论问题是为了不再让父母感到困扰。他无意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而且还浪费时间。前年他曾去看过心理治疗师，但无法开口交谈，所以不得不中止了治疗。他不觉得自己生病了或需要帮助。他只是决定不再继续学业，他只想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赚取足够的钱来生活并去听音乐会。然后他询问我希望他做些什么，我建议他尝试一下心理治疗。他坚决表示他只能每周来一次，因为他每天仍要上一个小时的学。我们达成同意，他每周六来见我一次。

在咨询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1）他同时表现出了友善和聪明的谈吐，以及他的消极态度和拒绝寻求帮助的态度。我感觉他并不是对我和治疗那么有敌意，他是沉浸在一种非常个人的情绪之中。

（2）他表现出彬彬有礼且脆弱的风格，还有他坐姿中某种静止的特质。在整个咨询过程中，他既没有移动，也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

（3）我能轻易地分辨出他的礼貌社交行为和他的自我专注，以及他的缺乏活力的私人心境。

（4）尽管他能清晰地交谈，他却完全无法讲出关于他所生活的私人退缩世界的任何有意义的内容。（原170页）

（5）他对拒绝做考试论文表现得满不在乎。我认为这是一种孤立的和冲动的反社会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他能够向父母传递出信号，请求他们为他提供帮助。

我正在使用温尼科特（1956a）定义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

反社会倾向的特征在于其中有一个迫使环境变得重要的因素。病人通过无意识驱动迫使他人关注（对他们的）管理。反社会倾向意味着希望…当反社会倾向出现时，说明曾经存在过真正的剥夺…也就是说，孩子丧失了某种好东西，这种好东西在孩子的体验中曾经起着积极的作用，直到某个时刻这种好东西被撤走了；撤走的时间超过了孩子能够保持记忆活跃的时间（参见Shields，1962）。

我认为，由于这位病人只能通过反社会行为来表述他的困境，所以集中精力让他在分析设置和过程中表达他的退缩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我决定采用经典精神分析的程序（卧式姿势和言语化自由联想），完全避免对他的家庭、学校困难和即将到来的考试提供任何指导或干预。我认为他缺乏活力的退缩心境、拒绝完成考试论文以及认为自己在分析情境中无话可讲，都是一些他的一些基本需求和内心冲突的表达。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说话很困难。他显然感到很焦虑，并害怕我会采取指责的态度。从他在前四次会面中所表达的少量内容中，我了解到他的个人生活陷入了停滞，他在绝望的缺乏活力和兴趣的状态中度日如年，仅以听音乐和大量阅读小说作为安慰自己的方法。

对这种沉默状态的体验和观察比我预期的要艰难得多。然而，我坚持让临床过程按照它本身的节奏进行，并按照病人的需求来塑造和发展其模式。这意味着我必须与病人共同经历他的沉默，并体验他的身体行为和情绪氛围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尽管完全沉默的会谈有六次，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状态持续了六周。（原171页）对他来说，我能够承受由此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并且没有直接联系他的父母，我的这种做法非常重要。在前四次会谈后，彼得变得完全沉默，静止不动。在这里，我将“沉默”与“缄默”（无语）区分开来。我感觉缄默状态带有一种破坏性、攻击性和敌对的语气，而沉默则是一种更温和或中性的状态。接下来，我将讨论他的缄默、沉默和静止行为的一些显著特征及其与他童年创伤性体验的关系。

不久之后，沉默状态的复杂性变得显而易见。最大的困难在于确切地了解病人发生了什么以及何时发生。我能在他的身体-紧张度、他的姿态，以及他的面部表情中觉察和感受到一种持续的情绪和态度的流动。

对我来说，第一个重要的推断是，病人正在表现出一种情感状态，其中有两个人彼此涉及，但每个人又是对方“创造”出来的。巴林特（1958b）在描述“基本缺陷”区域时指出，“导致基本缺陷的力量不具有某种冲突的形式”。我强烈感觉到病人并没有与我发生冲突。更像是原本可以鲜活地存在并可以相互回应的两个人，却出现了彼此冻结和僵化的状态。病人期待我能以某种魔法的方式解救他脱离这种冻结状态，这就像我希望他开口说话以便我能帮助他一样。这里涉及一种古老的情绪状态，彼得的成人自我功能无法表达或沟通这在古老的情绪。在分析情境中，沉默和非言语性表达是这种情绪和情感的载体。这些情绪和情感虽然被松散地包裹在他那冻结的被动、无活力和沉默的心境和态度中，但我却能敏感地察觉到它们，从愉快的幸福感和活力，变为阴沉的愤怒、低沉的暴怒和无助的绝望。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通过这些沉默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它们的内心反应，彼得正在把我当作他的辅助性自我（auxiliary ego）。他让我体验并记录下他在某个发展阶段被动经历过的事情。我变成了孩子-彼得，而他是原始童年情境中的另一个人。在我扮演孩子-彼得的角色时，我能感受到他一定是因为这个人的情绪和行为而感到无能为力、徒劳无用和精疲力竭，就像我现在通过他所经历的一样。（原172页）我了解到，因为他到达时看起来精神抖擞而被诱惑进入充满希望的活力和期待，这是在余下会谈过程中体验痛苦拒绝的可靠方式。我越是感到想有回应并期待彼得的回应，越是在会谈结束时感到痛苦的徒劳无用和无助。

这些沉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并不是以任何敌对和恶意报复的方式针对我的。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他陷入了一种致命的抑郁性无活力状态，而我不得不与其分担。当然，情绪是有波动的。只有当我不断地使用解释技术在言语上闯入他的沉默时，他才会变得敌对或心怀不满。

接下来我又意识到，通过这些沉默，彼得向我展示了“另一个人”。这是一个他长时间以来以一种异常生动的方式体验和记录下来的另一个人。我开始推测，这个人一定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因此“她”在与童年时期的彼得相处时总是感到无活力（呆滞）和无动于衷。

观察我对他的沉默的个人反应，我对自己多次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推动他的冲动感到惊讶。当然，我从未这样做过。但这种推动他的愿望一直存在；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幻想，我认为这样做会让他变得生动起来，并做出有感情的回应。当我们被困在他某些沉默的漫长、强烈和凄凉的死寂中时，我总是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让他活跃起来。在这些时刻，我最大的诱惑是想通过言语解释来影响他。

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如果我开始进行一些解释，比如说他是在考验我、激怒我或用沉默攻击我，那么他的情绪就会改变。他会变得闷闷不乐，身体的紧张感会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瘫倒在沙发上的男孩。

这让我想到，这种沉默的情绪和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明确表达的和主动的状态。它重新活现并表达了一个人的情绪和态度，而这个人不是彼得，但孩子-彼得对他有着强烈的依赖需求。此外，孩子-彼得无法摆脱这种关系，就像在治疗中我无法摆脱他一样。

在移情中重新活现的关系中，另一个重要元素是与“这个人”的积极关联和依恋。我对彼得来参加会面的准时性和规律性印象深刻。每次他都要长途跋涉，这对他来说是个负担。（原173页）我推测这重复了他在原始童年情境中对某个人积极的本能联接（a positive libidinal bond）。他从未对参加治疗会谈的愿望有过任何怀疑。这也让我更加认真地探究他保持沉默的潜在意义和逻辑，而不时仅仅将其解释为阻抗。

病人在沉默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痛苦、失落和沮丧的情感。很难对他的沉默情绪的现象学做出鉴别。感受和过程变化如此迅速，既不可见又能被感知到。这一刻，我是孩子-彼得，能感受到他的反应；而下一秒，他则变成了孩子-彼得，独自躺在那里，无助而阴沉。临床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彼得和我之间分析性转移（移情）过程的角色，与彼得和我作为个人在分析设置中的存在和角色区分开来。分析设置使得这种童年期体验的退行性重新活现成为可能。这种独特且具体的“记住”方式涉及到孩子-彼得和我，但却由分析设置维持并使其成为可能。在这一阶段，尝试和引入彼得和我之间的人际冲突的概念总是打扰或具有破坏性。同样明显的是，在这种被重新活现的情感和情绪中，彼得在那个另一个人的角色中没有能力满足我的期待，即交谈和自由联想，因此我推断他在原初情境中也应如此。他忍受着另一个人的抑郁情绪，而那个人却无法满足病人的需求和生命活力（Greenacre, 1963; Spitz, 1956b; Winnicott, 1955）。

通过观察我对他沉默情绪的反应，我得出了结论，彼得童年时的创伤一定与他活跃的期望和愿望有关，他期望与这个人有一种兴奋性、攻击性的沟通关系。这个结论的证据是，如果我在治疗中某个时刻感到疲倦或不愿集中注意力关注他的情绪，以及我走神了，我也并不感到任何压力。沙发上只留有他无所事事、沉闷的存在。正是我活跃的反应和期待使他的沉默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挫折、徒劳无用、愤怒和沮丧的折磨。

在他沉默期间，我的角色和功能是提供一种有意识的、注意力集中的、敏捷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倾听，而是用一个人的心智和身体去倾听。如果我的关注下降，或者我稍微感到无聊和疲倦，临床过程就会立即失去活力。在这种身体关注中，重要的元素是能够在对病人的关注中运用中立的、积极的情感贯注（参见上面的第二章）。（原174页）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六次沉默的会面中，只有病人保持沉默。我则是谨慎小心，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不断地推断他在治疗过程中的情绪和感受的变化，并对我所能推断出的任何事情发表一些评论。我总是在每次治疗结束时给出一些简短的评论。对彼得来说，这表明我一直在观察并参与这个治疗情境。这也确立了我与他的独立性，并为下次会面提供了一个语言上的连接。这些解释的连接功能很重要，正如我们在他后来的治疗中回顾时所发现的那样。对彼得来说，这种评论性解释意味着另一个人，不是他自己，可以共情他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而他不会被这些感受压倒或被其吞没。我在治疗中的行为给分析情境中的现实检验提供了一个模型，既在情境中确立了他与我之间作为两个独立个体的分离性，也可以区分幻想（内在现实）与外部现实。通过这些关于他感受的简短陈述，彼得可以了解到，别人的言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人们可以互相帮助和交流，而魔法般的合并或与客体的原始融合并不是处理情绪关系的唯一方式。

当然，我对他的情绪和感受的描述只是相对正确和准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感受可以被感知和讨论，而不一定要表现为行动。我为彼得提供另一种言语化评论，表明我没有用沉默回击他的沉默，我能容受他沉默中的敌意和拒绝而不受威胁。通过言语化表达（解释）他的感受，我借给他我的自我功能来检验他的内在现实。这样，他可以逐渐放松他那魔法性和原始的防御机制。

当我因彼得的沉默而感到恼怒或疲惫时，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做出会引发他的罪疚感或听起来责备他的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能够觉察到我自己被他的沉默行为激发的责备感。我认为，我在面对他的沉默时所体验到的每一种感受的细微差别，都是他在最初创伤性关系中以某种形式经历过的。

在彼得沉默和退缩的持续态度中，也存在一种弥散性兴奋状态。我能从他躺在沙发上的身体语调和姿态中感受到了这一点。（原175页）我觉得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他将自己所有的兴奋都投射到“外部”事物上，比如音乐和虚构人物。他被动地生活在这些东西的包围中。即使在内在精神深处，他也与自己的想法和关注保持着距离。这种由音乐和文学滋养的一种纯粹自我快乐的娱乐，既有保护功能，也有释放功能。这种娱乐保护着他和其它个人（在分析中是我）免受他的反应性施虐和攻击。我可以推测，他母亲的抑郁症是如何加剧了这个受挫儿童的施虐性暴怒反应的，因为他的沉默和无活力状态在我心中激起了大量的攻击性情绪。同样明显的是，这种退缩状态保护了自体和客体免受攻击。这种防御的结果之一是使自我-功能瘫痪，以及产生对原始快乐的一种反应性理想化。

从这些以及无数其他短暂的印象、观察和推断中，我决定向彼得解释我认为他在分析中表现出来的退缩状态和沉默的内容和意义。我在第十一次治疗中进行了这个解释（大约在治疗开始后三个月以及第六次沉默的会谈之后）。我向他解释说，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以及他通过沉默让我卷入的情绪关系，我几乎毫无怀疑地认为，他在童年与母亲的关系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历了他在分析情境中重复的这种状态，即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他却被无助地卷入其中。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他在生命活力、富有攻击性、寻求-接触的那些冲动方面（无法得到满足），于是他出现了被动、失望和抑郁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改变了，他一直沉浸在成长、发展和社会化的一套例行过程之中。

在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当他必须定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并找到作为一个性成熟男性的新身份角色时，整个冲突再次浮现出来了，他不得不回到原初的关系中去解决这些冲突。他曾试图通过沉迷（沉浸）于音乐和认同各种虚构角色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身份。事实上，他试图发现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他成为他能解读的内容。这是一种“好像”（as-if）的身份，旨在重建（消遣）一个理想化的快乐-自我，与现实无关且没有任何冲突。他剥离了所有的情绪和接触，只生活在音乐的包围中。（原176页）这使他既能够否认自己对父母的实际依赖需求，也能否认在原初创伤及其后遗症中得到照顾的需求。沉迷于音乐成为了他否认绝望、依赖需求以及哭泣和叫喊愿望的一种方式。他也很害怕自己对新编造的身份的魔法性尝试可能会过于成功。

因为他的父母知道其母亲在他童年时期患有抑郁症，他们感到罪疚和负有责任，因此对他的退缩行为过于宽容和迁就。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拒绝完成入学考试试卷的行动来迫使他们为他寻求治疗性干预。他所寻求的是能够帮助其整合依赖-需求和攻击性的一种设置和关系。这种拒绝行动既是一种呼吁，也是对他退缩行为的破坏性退行力量的一种反抗。这一行动使他暴露无遗，他的家人可以明确地看到他生病了。同样，他在治疗过程中的沉默表现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在退行状态下，魔法般姿态是他唯一的沟通方式。

当彼得对我这段冗长的解释做出反应时，我相当的惊讶，他提到他对母亲的抑郁症表现记忆犹新。那时他大约三岁。他能够准确地记住发生事情的时间和地点，因为珍妮，这位照顾他和其他孩子的年轻女保姆，开始在他和家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她或多或少地接管了全部家务的管理。她现在还和他们在一起，并且在过去五年中，她是唯一一个能够跟彼得进行自然交谈的人。彼得隐约记得他的母亲进行过长时间的分析性治疗。

然后，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动打破沉默，告诉了我一个梦。这不是一个新梦。他第一次做这个梦是在六岁，从那以后，这个梦会以不同的变体重复出现，尽管在过去五年里没有再出现过。梦是这样的：“我住在奶奶靠的房子里。一只螃蟹试图穿过房子的玻璃窗。我感受到威胁和非常的害怕，然后伴随着尖叫醒了。”我解释说，螃蟹象征着他自身的攻击性活力和兴奋感，他压抑了这些情感，只能将其体验为一种威胁。在对这个梦进行自由联想后，他补充说，他母亲在那个时候生了他之后的一个孩子。他认为可能是因为母亲要生孩子，所以他被送走了。（原177页）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当母亲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家庭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但在这期间，彼得的生命活力与攻击性活力发生了解离。这使他在潜伏期成为一个柔软纤细的、敏感的和顺从的男孩。只有在青春期本能的复苏和整合内在资源的需求下，他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原初创伤的问题。然后，他试图通过退缩和发明一个由他的负性社会身份掩饰的，私人的和退行的快乐-自我来解决这个创伤问题。我把这些大部分理解都传达给了彼得。当彼得下一次来会面时，他看起来比之前更有活力，也更渴望交谈。他问我他的父亲是否联系过我。他告诉我，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将在两周后去参加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宽慰。他一定感受到了我的情绪，因为他说：“你不要抱太大希望。我没有承诺要上大学。”

彼得想请假暂停下周的治疗来准备考试，我同意了。他参加了考试。在暑假前我又见了他一次。他想仔细考虑一下整个治疗的问题，并自己做出决定。我也同意了。

六周之后我见到了彼得。他一直很痛苦和不快乐。他说这是从死亡和无活力状态的一种转变。他顺利通过了考试。他告诉我，他的父亲让他跟我讨论一下关于他着手上大学的计划。他问我他该怎么办？我回答说这完全取决于他的感受。他说他现在明白拒绝接受教育的想法只是为了报复父母，因此，他原则上不再反对上大学了。然而，他无法面对去到大学里并完成所有的学习任务以及参与所有学校活动。他在假期中感到很抑郁，几乎接近“崩溃”。他还说：“我父母担心我可能会自杀，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为了什么而自杀。”他还表示愿意接受全面的心理治疗。

我告诉彼得，我同意他对上大学的看法，上大学对他来说当下是无用的，而且也是干扰他走向成熟的一种负担。他目前需要的是可以生病的一种环境。我说我会和他父亲谈谈，看看能否将上大学的事情推迟一年。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做出决定。与此同时，如果他愿意，可以住在家里。他对此表示同意。（原178页）

当我见到彼得的父亲时，他对我的所有建议都非常配合。他说他一直都知道彼得会发生崩溃，因为彼得在整个童年时期过于顺从和乖巧，而他的哥哥则表现出严重的症状。父亲也本能地意识到母亲的抑郁症对彼得的影响。然而，父亲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也就是，五年前，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同意彼得应该留在家里。我警告父亲，彼得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抑郁情绪，如果他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他有可能会不得不住院治疗。父亲对此也表示理解，并愿意配合。

我将简要叙述一下，彼得陷入了长达五个月的深度退行状态。在这期间，他大部分时间要么躺在床上听音乐和阅读，要么就只是呆坐着发呆。他每周定期来治疗五次。在退行期间，他无法忍受与母亲的任何关联，一切事情都是由他的童年期保姆珍妮为他处理的。他的父母表现的非常耐心和理解，既没有打扰他，也没有溺爱他。

在分析中，我们现在能够通过言语沟通处理他对母亲患抑郁症的丧失、悲伤和愤怒的反应。渐渐地，他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并希望做一些事情。他尝试去做了一些事情，但无法保持兴趣或努力。他尝试了滑冰并坚持下去。我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讨论这个年轻人通过滑冰找到重新获得活力和生机的奇特方式。又过了四个月，他感觉有了学习的意愿，并在夏天后去了大学，在大学里的第一年，他表现良好。他最近的一个梦很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内在情绪状态有了多大的变化。他梦见了他的一位漂亮的同班女同学：“我们坐在食堂里。她走过来，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开始哭泣。我能够安慰她，她开始微笑。”

能够做这个梦（见上文，第27-41页），彼得感到非常高兴。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情绪和感受。在梦中他改变的是女孩的感受，在内在精神现实的深处也意味着改变了母亲的感受。他现在觉得可以与另一个人进行相互的回应和沟通，而不必通过魔法性内化所有情绪状态来处理它们。他强调了自己能够在另一个人身上识别出抑郁情绪，这让他感到了一些轻松。他觉得这给了他自由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这里开始，出现了哀悼和分享悲伤的价值主题。他感到与他人有了关联。

做梦也是一种尝试，用一个新的、现代的客体来替代乱伦的客体（母亲）。他觉得这让他再次能够与母亲成为朋友。他一直很钦佩他的母亲，现在不必再坚持否定她在家里的存在，也不必否认他对她的真挚感情。总的来说，彼得从梦中醒来时感到非常积极。他说，这个梦给了他一种新的自由和新的开始。（原179页）

结论

埃里克森（1956）在讨论青少年身份-弥散的临床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治疗问题时，详细描述了“一个特别恶性的阶段”和“最低谷的态度”，它们伴随着对“退行的最终极限和一种重新发展的唯一坚实基础”的追寻。他将这些与克里斯（Kris）的“为自我服务的退行”概念联系起来。温尼科特（1962b）恰当地讨论了“青春期正常困难与可以称为反社会倾向的异常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在我的报告中，我讨论了所有这些概念的一些临床方面。

Masud Khan（1974）. Chapter 12. Silence as Communication in 《The Privacy of the Self》. The Hogarth Press Ltd. 1974 

注：本文曾在1963年4月10日的梅宁格精神病学院的论坛上报告。首次发表于梅宁格诊所通报，1963年11月第27卷第6期。Khan, M., & Masud, R. (1963). Silence as communication.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27(6), 300–317.